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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言，《孝经》确为我朝学童启蒙之书，但启蒙之书和科考九经，是有差别的。你能体会其间差异之妙吗？”

    李世默垂头不语，揣摩几分之后才道：

    “世默以为，《孝经》童蒙之书，先习《孝》后读经，此乃先为人后为官之道。”

    “这是一种理解，但我换个说法。人之精力有限，研习经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一儒生深研《孝经》，另一儒生熟读《左传》，两人同时科考，谁人更有机会考上为官？”

    “据我朝科考习惯，自然是后者。”

    “那么在这一导向下，儒生精力有限，是钻研《孝经》还是钻研《左传》？人人皆面对此等抉择，科举选拔之官吏，是更熟于孝道，还是更精于春秋经义？”

    李世默点点头，又摇摇头——虽然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点头为何摇头。

    “那照你的意思，在朝之官吏，相比于孝义，更懂所谓王政之道？”

    若昭并不点头也不摇头，“我们回到讨论的最初点，何为孝？何为《孝经》？”

    李世默答：“《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据此而言，孝道，起于对父母之亲爱敬重，我这样理解可对？”

    “没错，身体发肤，一丝一毫，皆是父母所赐。为子女者当予以回报，理所应当。”

    “那么孝之本意，并非所谓经典规定，而是人之自然情感。乌鸦尚知反哺，羔羊亦有跪乳。玄宗御注《孝经》自序也有云‘上古其风朴略，因心之孝已萌。’”

    李世默点头，“确是。”

    “那《孝经》又为何物？”

    “此乃先贤，或者说以孔夫子之名对孝行的阐述与规范。”

    “为何？”

    “孝乃德政仁义之始。”

    若昭颔首，“据你所说，经典所述孝义，实为服务于德政。而孝行之所以能服务德政，根本原因在于，家乃国之起点。那么，从王朝视角来看，只有在家之利益与国之利益统一时，重孝道才是应当的。”

    这个说法有些冷冰冰的，李世默本能并不太喜欢。父慈子孝，本是家之和乐的情感，与利益无关。但是他顺着若昭的话想了想，《孝经》第一章：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玄宗注：“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

    其实《孝经》中的孝道，“事亲”不过是起点，“事君”和“立身”才是方向。

    她的话，并无差错。

    这种抛开人之情感谈为政总让他浑身不适，李世默有些不甘心道：“可照你这么说，当家之利益与国之利益矛盾，就不该重孝道了？”

    “不是不该重孝道，而是为君者不希望臣民重孝。

    “举个例子，《韩非子》中《五蠹》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人跟随国君打仗，屡战屡逃，原因是他家有老父需要赡养。在此处，父之孝子，实乃君之背臣。此处韩非确有污儒之嫌，但是抛开儒法殊途的立场，如果你是为君者，是否还要在此时大谈孝道？”

    李世默固执地摇头，“此事未尝不可调和，如果我是为君者，家中仅有一子，便不会让其上战场。”

    每一次李世默提出异议的时候，若昭都颇为满意，她赞许地点点头道：“此事尚可调和，那我换一个例子。如果家中仅有一子，而此子顽劣不堪，以致犯下需要偿命的罪行，是否该行刑呢？”

    这个问题李世默不能否认，但他还是不甘心地想了想，“大可以赡养父母之后再执死刑。”

    “同样是执死刑，有人可以享受几月乃至数年的自由，有人却即刻赴死。如此，公平何在？”

    李世默不语。

    若昭再问，“如果此子在赡养父母之时遇到大赦，或者趁官吏不备逃刑，那律法何在？”

    李世默无言以对。

    “因此，为君者重孝行，所为不外乎二。其一，奉孝合乎人之自然亲义，此乃为顺民心。其二，以孝义归顺万民于家，以皇室为例，讲孝道是为规范皇室中人行为以正秩序，此乃为行教化。”

    李世默终于想明白若昭为何要绕那么大一个弯子和他讲经论孝了。有些问题，不在其位便不知其心境。君临天下，御下有方，远不仅仅只靠一腔热血和一颗真心，便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情与法、忠与孝，都是他今后不得不面对的命题。就算他希望给每一次非此即彼的抉择另一条出路，可万一别无选择呢？可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