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平静。他没有嘲笑，没有得意，只是说：“孙秀才，你问我的三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问你的三个问题，你也答不上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你学的是经义，我教的是逻辑、数学、自然。没有谁高谁低，只是东西不一样。”

    孙文昭的脸涨得通红，想反驳，但张了张嘴，发现没什么可反驳的。张不言确实答不上他的问题，但他也答不上张不言的问题。公平。他咬了咬牙，折扇在手里捏得咯吱响，最后说了一句“告辞”，转身走了。两个同窗跟在后面，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木板上的那些题目，眼神里有困惑，也有不甘。

    他们走了，但消息传出去了。县学的秀才们听说孙文昭在张不言那里吃了瘪，更不服了。一个接一个地来，有的单独来，有的结伴来，有的客客气气，有的趾高气昂。张不言来者不拒，谁来都一样——不辩经义，不考据典，不做诗，不作文。他只出题，逻辑题、数学题、推理题。题目不难，但需要动脑子，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那些习惯了“子曰诗云”的秀才们，面对这些题目，大多抓耳挠腮，答不上来。

    有的不服气，说“这些不是学问”。张不言说：“什么是学问？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学问。你说你读了二十年的圣贤书，那我问你，青石县的渠为什么挖不通？流民为什么安置不好？土匪为什么剿不灭？你说不出办法，你的学问有什么用？”对方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有的虚心求教，说“张先生，这些题目，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张不言说：“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前人想出来的。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他说的是实话，但这些秀才不信。在他们看来，能想出这些题目的人，一定是天才。张不言不解释，也没法解释。

    陈文远每次都站在旁边，看着张不言跟秀才们过招，眼里满是崇拜。他不是崇拜张不言的学问——他知道张不言的经义水平连县学的蒙童都不如，他崇拜的是张不言的脑子。这个人总能用一种他们想不到的方式，把问题翻过来、倒过去、拆开了、揉碎了，然后轻描淡写地扔回去。他不跟你辩，不跟你吵，不出恶言，不伤和气，只是出一道题，让你自己想。你想通了，自然就服了；你想不通，回去接着想，想通了再来。

    有一天傍晚，秀才们走了之后，陈文远忍不住问：“先生，您那些题目，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

    张不言从书箱里翻出《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翻到数学分册的逻辑推理部分，给他看。陈文远接过书，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题目和答案，手开始发抖。他不认识简体字，但数字他认识，图形他认识，那些“如果……那么……”“因为……所以……”的句式他也能猜出大概。他翻了几页，抬起头，看着张不言，眼眶红了。

    “先生，这本书……”

    “不能给你。”张不言把书收回来，“但你可以抄。抄多少算多少，抄完了自己琢磨，琢磨不透来问我。”

    陈文远用力地点了点头，从那天起，每天下午多了一件事——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他抄得很慢，因为很多简体字不认识，要问张不言；很多数学符号没见过，要问张不言；很多逻辑术语不理解，要问张不言。但他抄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每一个符号都画得仔仔细细。他说，这本书是宝贝，不能糟蹋了。

    一个月后，县学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不是秀才，是教谕。姓郑，叫郑明诚，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在青石县教了三十年书，桃李满天下，青石县有功名的人，大半是他的学生。他是真正的宿儒，不是孙文昭那种半吊子可比。

    郑明诚走进院子的时候，没有带随从，没有穿官服，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手里拄着一根竹杖。他站在槐树下，看着张不言，目光平静而深邃，像是在打量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张不言站起来，拱手行礼：“郑教谕，久仰。”

    郑明诚还了一礼，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张县丞，老朽今天来，不是来挑战的。老朽是想看看，能把县学里的秀才们难倒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不言请他坐下，让周氏泡了茶。两人在槐树下相对而坐，茶香袅袅，夕阳西下，院子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而温暖。郑明诚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放下，看着张不言。

    “张县丞，老朽教了三十年书，自认为还算尽职。但县学里的学生，一个个只会死记硬背，不会动脑子。老朽老了，想改也改不了了。你年轻，你有办法。老朽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郑教谕请讲。”

    “你开的这个‘新学’，能不能让县学的学生也来听？”

    张不言愣了一下。他以为郑明诚是来兴师问罪的，没想到是来求学的。他想了想，说：“郑教谕，我教的这些东西，不是科考要考的。县学的学生来听，耽误了功名，我担不起。”

    郑明诚摆了摆手：“功名？读了书就有功名？读了书不会用，有跟没有一样。老朽教了三十年书，教出来的学生考中秀才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