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不言停下来，下了车。赵大虎也跳下来，走到老太太面前，蹲下来，看了看那个孩子，然后抬起头，看着张不言，摇了摇头。不是病了，是饿的。饿得脱了相，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张不言从车斗里拿出两个鸡蛋，递给老太太。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他，愣了好一会儿，才伸出枯瘦的手，接过鸡蛋。她的手在抖，鸡蛋差点掉了，她用两只手捧着，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谢谢……谢谢老爷……”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张不言没有纠正她，他不是什么老爷，但他不想在这种时候解释。他转身回到三轮车上，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传来孩子微弱的哭声，不是饿了，是吃到东西了。他没有回头，但蹬车的脚多用了一些力气。

    马三骑着马跟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脸色很不好看。他以前也是流民，知道饿是什么滋味。饿到极致的时候，肚子里像有一团火在烧，烧得人发疯，烧得人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敢吃。他见过易子而食，见过人吃人，见过那些在绝望中丧失了一切人性的惨剧。他不愿意想，但那些画面像烙铁一样烙在他脑子里，想忘都忘不掉。

    又走了十几里，路过一个村子。村口围着一群人，不是看热闹，是在看一个告示。张不言没有停车，但赵大虎眼尖，看到了告示上的字，念了出来：“卖儿卖女，自愿成交，官府不究。”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课文，但握着柴刀的手指节发白。

    张不言没有说话。他继续蹬车，眼睛盯着前方的路，不看左边，也不看右边。但他能看到路边的景象——一个男人蹲在田埂上，面前插着一根草标，草标下面蹲着一个孩子。孩子五六岁，穿着一件大人的旧褂子，袖子卷了好几道，露出细得像柴棍的小腿。他不知道父亲要把他卖掉，只是蹲在那里，用手指在地上画圈圈，嘴里哼着什么。

    再往前走，路边倒着一个人。看不出年纪，也看不出男女，衣裳破烂，脸朝下趴在泥地里，一动不动。旁边有几个行人经过，看了一眼，绕开了，没有人停下来。赵大虎跳下车，走过去，蹲下来，探了探那人的鼻息，然后站起来，摇了摇头，对张不言说：“死了。凉了。”

    张不言沉默了片刻，说：“挖个坑，埋了。”

    赵大虎从车斗里拿出工兵铲，马三和丁老六也下了马，三个人在路边挖了一个浅坑，把那人抬进去，盖上土。没有棺材，没有墓碑，连个记号都没有。赵大虎把工兵铲在鞋底上蹭了蹭，插回车斗，上了车，没有说话。马三和丁老六也没有说话，翻身上马，跟在后面。

    张不言蹬着三轮车，官道在前面延伸，一眼望不到头。他想起自己刚穿越的时候，在青石县城门口看到的那一幕——一个老汉蹲在地上，面前插着草标，草标下面蹲着两个小女孩。老汉收了孙家二管家一两二钱银子，转身走了，没有回头。两个小女孩被拽着走，大一点的没有哭，小一点的哭了，哭声细细的，像猫叫。

    那时候他没有能力管。现在他有能力了吗？他也不知道。他是县丞，手里有几十个流民，有工程，有赵正淳的信任，有“文曲星”的名声。但这些东西，能换来粮食吗？能换来土地吗？能换来那些被卖掉的孩子、被饿死的人、被逼上梁山的百姓活下去的希望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要去考府试，要考中秀才，要有了功名，才能在青石县站得更稳，才能做更多的事。这条路很长，很难，但他必须走下去。不走，那些卖儿卖女的人，那些饿死在路边的人，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就永远没有希望了。

    中午时分，他们到了一个集镇，叫柳河镇。镇子不大，但很热闹，赶集的人熙熙攘攘，挑担的、推车的、牵牛的、抱鸡的，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张不言找了个茶摊，坐下来，要了一壶茶，几碗面。赵大虎他们围坐一桌，闷头吃面，谁都不说话。

    旁边一桌坐着几个商人，穿着绸袍，戴着瓜皮帽，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声音不大，但张不言坐得近，听得很清楚。

    “……听说了吗？北边又闹灾了，蝗虫过境，寸草不留。老百姓没吃的，开始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吃了观音土拉不出来，肚子胀得像鼓，活活憋死。”

    “这算什么，我听说清河县那边，有人开始卖孩子了。不是插草标那种卖，是论斤卖，跟卖猪肉似的。”

    “唉，这世道，人不如狗。”

    “别说了，别说了，吃面，吃面。”

    张不言放下筷子，面只吃了一半，吃不下了。他从袖子里摸出那两个鸡蛋——周氏塞给他的，滚烫的时候塞进去的，现在已经凉了。他把鸡蛋放在桌上，推给赵大虎。赵大虎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拿起鸡蛋，剥了壳，递给马三一个，自己吃了一个，嚼得很快，像是不想品味那个味道。

    下午，他们继续赶路。官道两边的景象越来越惨。卖儿卖女的多了，饿死的人多了，路边的新坟也多了。有的坟前插着木牌，写着死者的名字；有的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堆黄土，上面压着几张纸钱，被风吹得哗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