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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退潮

    十二月，石狮的冬天真正到来了。

    海风不再是秋天那种带着凉意的清冽，而是变成了一种刺骨的湿冷。那种冷不像北方那样干裂，而是一种能渗进骨头缝里的阴寒，裹挟着海水的潮气，从台湾海峡长驱直入，穿过东埔村的每一条巷子，钻进每一户人家的门缝。滩涂上的泥地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不再有弹性，表面结着一层薄薄的冰碴，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海水退潮后留在泥滩上的蛤蜊壳被冻成了灰白色，像一地碎裂的瓷片。

    杨晓东换上了棉袄。那件棉袄是母亲的同事送的旧衣服，深棕色，袖口磨得发亮，拉链坏了一半，只能拉到胸口。棉袄的尺寸比他大了两号，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海风从领口和下摆灌进来，冷得他直打哆嗦。但这是他唯一的一件冬衣，他没有选择。

    他在棉袄的内侧缝了一个暗兜，就在左胸的位置。暗兜的大小刚好能放下一枚贝壳。母亲问他为什么要在棉袄上缝兜，他说放零钱用。母亲没有追问，只是帮他把针脚缝得更密实了一些。她的手指在冬衣厚实的布料上穿梭，手上的疤痕被冻成了紫红色，一针一线都带着缝纫机练出来的精准。

    贝壳在暗兜里，贴着心脏的位置。走路的时候能感觉到它随着心跳轻轻晃动，像一颗小小的、硬邦邦的心脏外面套了一层壳。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杨晓东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滩涂。

    他在那里等了七天。

    邱玉林没有来。

    第一天，他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等了一个小时，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家。石头表面被海风吹得冰凉，坐久了寒气从屁股一直窜到后背。

    第二天，他带了作业去，坐在石头上写数学题，写到天色暗得看不清字迹。

    第三天，下着小雨，他撑着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把破伞站在海堤上，雨从伞的破洞里漏下来，把他的肩膀淋湿了一大片。

    第四天，雨停了，但风很大。他在石头上坐了二十分钟就被冻得受不了，只能站起来来回走动，搓着手哈着白气，像一只被困在滩涂上的水鸟。

    第五天，他在石头缝里找到了自己之前塞进去的纸条——还在那里，塑料袋上积了一层灰，没有人动过。

    第六天，他把纸条拿出来，看了一眼自己写的字——“不管等多久，我都在”——然后重新塞回去。

    第七天，他坐在石头上，看着夕阳把海面染成暗红色，忽然想起邱玉林说过的一句话：“好事从来轮不到我们这种人。”

    她说的是对的吗？

    杨晓东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连等都不等，那就真的什么都不会有了。

    这七天里，学校的情况也在恶化。

    邱尚杰虽然在泉州还没回来，但他那两个跟班——矮胖的叫陈国辉，瘦高的叫吴天赐——每天都用各种方式找杨晓东的麻烦。有时候是在走廊里故意撞他一下，有时候是在食堂把他的饭盒碰翻，有时候是在体育课上把球往他身上踢。都是些小动作，不大，但像蚊子一样，每天嗡嗡地围着杨晓东转，让他浑身不舒服却抓不住把柄。

    王海涛每次都挡在杨晓东前面，但他一个人对付两个初三的显然力不从心。有一次在厕所里，陈国辉把王海涛推到了墙上，吴天赐在旁边笑着说：“杨晓东的狗还挺忠心的。”

    王海涛的拳头都攥紧了，但杨晓东拽住了他。“别动手，”杨晓东说，“动手就输了。”

    “那就让他们这么欺负你？”

    “他们想让我还手，”杨晓东说，“还手了，他们就有理由打我了。”

    这不是杨晓东自己悟出来的。这是他从小在东埔村长大，看着父亲在码头上看人脸色干活，学会的道理。在某些时候，不还手不是懦弱，而是不让对方找到动手的借口。码头上的工人之间有矛盾，谁先动手谁就理亏，这个规矩在东埔的每一个角落都适用。

    陈国辉和吴天赐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可以推搡、可以嘲讽、可以把饭盒碰翻，但如果杨晓东不还手，他们就没有“正当理由”进行更严重的暴力。邱尚杰不在的时候，他的跟班不敢越界。毕竟刘伟被打掉门牙那次是邱尚杰亲自动的手——陈国辉和吴天赐只是狗，狗需要主人在旁边才敢咬人。

    杨晓东坚持了七天。在滩涂上等邱玉林，在学校里忍受各种小动作，回到家还要装作一切正常——在母亲面前笑着吃饭，在父亲面前说学校一切都好，在妹妹面前假装作业很简单。他把贝壳在枕头下面藏好，把邱玉林的纸条折成小方块塞在棉袄暗兜的最深处，把所有的情绪压进胸腔里，不让任何人看出来。

    但第七天晚上，王海涛在他家巷口堵住了他。

    那天杨晓东从滩涂上回来，天已经黑透了。他走到巷口的时候，看到路灯下站着一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王海涛，缩着脖子跺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