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年八月三日晚上，湖北区南桂城。

    天早就黑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无边无际的灰黑。

    云层压得极低，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湿棉絮捂在城池上头，连呼吸都觉得沉闷。

    气温零下三十七摄氏度，湿度百分之八十六，北风四级。

    风从北方呼啸而来，不是那种干裂的冷，是黏在皮肤上、渗进骨头缝里的湿冷，像无数只冰冷的手在棉衣里游走，摸到哪里，哪里就失去知觉。

    城墙上的灯笼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在冰雾中晕开，不是温暖，是那种昏沉的、困倦的、像快要熄灭的烛火。

    灯油冻得发稠，灯芯吸不上油，火光忽明忽暗，苟延残喘。

    城墙上守夜的士兵缩在墙垛后面，裹着棉甲，戴着毡帽，围着围脖，只露出一双双眼睛。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停地跺脚、搓手，哈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浓雾，久久不散。

    帽檐和睫毛上结着白霜，眨眼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嘎吱声，像是有人在耳边捏碎薄冰。

    太医馆前厅里，五个人围坐在一起。炭盆烧了三个，火苗在铜盆里跳动着，但热气刚散开就被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冷风吹跑了。窗户上糊了好几层纸，纸外面钉了棉被，棉被外面又蒙了一层油布，即便这样，墙角的水罐还是结了冰，敲一敲，咚咚响，像敲一块石头。地面上的青砖渗着寒气，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从脚底板一路窜到膝盖。

    三公子运费业坐在竹椅上，裹着两床棉被，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的手已经好了，指甲长出来一小截，薄薄的，白白的，像蝉翼。

    今天他手里没有烧鹅腿——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

    晚饭时耀华兴给他端了一碗热粥，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胃里像堵着一团棉花，什么都咽不下去。

    他的脚趾还肿着，那天在湖州城冻伤的，回来后耀华兴用雪给他搓了很久，又涂了药膏，但走路还是有点疼。

    此刻他缩在棉被里，把脚藏在最深处，不敢伸出来。

    耀华兴坐在他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茶是新的，冒着白气，白气在空气中翻卷、升腾、消散，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勾画着什么。

    她的手上冻疮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很痒，她不敢挠，指甲掐进掌心，留下几道白印。

    她的眼睛哭声——不是真实的哭声，是那种在黑暗深处若隐若现的、像风声又像水声的呜咽。

    葡萄氏·寒春坐在椅子上，手里没有茶，没有暖壶，什么都没有。

    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地面，眼窝深陷，眼眶发黑，嘴唇干裂起皮。

    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每次闭上眼睛就看到林香的脸，看到她被黑衣人拖进侧屋的那一刻，看到她回头喊“姐姐”

    的声音被门板隔断。

    她瘦了很多，棉袄空荡荡的，领口松垮垮地搭在肩上，锁骨下方的凹陷清晰可见。

    赵柳靠在门框上，短刀插在腰间，左臂的绷带换了新的，但她的肩膀还是疼，不是伤口疼，是旧伤在冷天里总是这样——骨头缝里像塞了碎冰，又酸又胀，说不出的难受。

    她的眼睛盯着门外，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

    公子田训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张湖州城宅院的地图，地图是他凭记忆画的，歪歪扭扭，但每个房间、每条通道都标得清清楚楚。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像一只疲惫的蚂蚁，爬来爬去，找不到出口。

    他的嘴唇干裂，嗓子沙哑，但他还在说话。

    “演凌还在城外。”他的声音很低。

    运费业从棉被里伸出脑袋：“他又来了？不是白天被骂走了吗？”

    公子田训说：“骂走了又回来了。他吃了亏，不会甘心。今晚他会再来，用林香的事激我们。我们不能被他激，但也不能躲。”

    赵柳转过头：“那怎么办？跟他打？白天打了，他没占到便宜，我们也没赢。”

    公子田训沉默了片刻，然后说：“白天他输在嘴上，今天他还会输在嘴上。”

    亥时三刻，夜最深的时候。

    风停了，雪也停了。

    天地间一片死寂，连自己的心跳声都能听到。

    五个人走出太医馆，来到北门城墙上。

    灯笼的光在冰雾中晕开，把城墙照得昏黄。

    运费业趴在墙垛上往下看——演凌站在那里，裹着五层棉衣，黑色大氅，围巾遮住半边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的左眼皮上那道淡淡的疤痕在灯笼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像一条细小的蜈蚣趴在眉骨下方。

    他的肩膀上缠着绷带，白天被赵柳划伤的地方还在疼，但他没有缩着脖子，站得很直。

    公子田训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不是白天那张，是新写的。墨迹还没干透，在灯笼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他展开纸，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演凌，你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