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招，他侧身挤进去，门板立刻在他身后重新装上了。

    铺面里黑漆漆的，只有柜台上点着一盏豆粒大的煤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孙泥鳅看清了钱老板的模样——五十出头的年纪，瘦长脸，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戴着一副用铜丝缠着腿的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又小又亮，透着手艺人的精明和谨慎。他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棉袍，袖口上沾着机油和铜屑，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

    “信呢？”钱老板伸出手。

    孙泥鳅从破棉袄的夹层里掏出那封用油纸包着的信。钱老板接过信没有马上拆，而是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确认封口完好没有被拆过的痕迹，才撕开封口抽出信纸。老郭的字迹他显然认识——刚看了开头几行，脸上的戒备神色就松了一半。他把信从头到尾看完，把信纸凑到煤油灯上烧了，看着纸灰落在地上，然后用脚踩碎。

    “老郭在平安城开了修理铺？”钱老板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着镜片，“他倒是命大，能从太原兵工厂逃出去。去年鬼子在兵工厂抓了好几个往外面带零件的工人，在厂门口枪毙的，我亲眼看见了。老郭要是没跑，估计也跑不了那一拨。”

    “郭师傅现在好得很。”孙泥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回答，“他在平安城开了间修理铺，修枪修农具，生意不错。就是缺一台手摇车床，有些精密活手工做不了，托我来太原问问您这儿有没有淘汰不用的旧车床，价钱好商量。”

    钱老板沉默了一会儿，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他的目光透过镜片上下打量着孙泥鳅——破狗皮帽子、满脸锅底灰、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露着脚趾的草鞋。这身打扮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经来谈生意的。钱老板不傻，他经营修理铺几十年，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一个从平安城走一百六十里山路来太原买旧车床的“伙计”，穿着叫花子的衣服从排水沟里钻进城——这根本不是正经生意，这是八路军的买卖。

    “你不是伙计。”钱老板忽然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你身上那股味不是机油味，是硝烟味。我鼻子灵得很——在修理铺干了几十年，火药味和机油味我分得清。你手里拿的也不是打狗棍——握法不对。那是端枪的手势。”

    孙泥鳅心里一惊。他在特战队待了这么久，化妆侦察从来没出过岔子，这是头一回被人当面拆穿。他本能地往后绷紧脊背，余光扫着身后的门板和侧面通往后院的门帘，脑子里已经做好了三种撤离预案。但钱老板没有声张，也没有去拨电话，而是走到柜台后面把煤油灯的灯芯又拧小了一圈，铺面里几乎全黑了。然后他弯下腰，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块布帘子把临街的门缝遮住，这才重新站直身子。

    “别紧张。我要想告发你，刚才就不会让你进门。”钱老板把声音压得极低，只有两个人能听见，“老郭在信上没说你是干什么的，但我知道他投了八路。去年冬天有人在平安城附近见过他，说他在帮八路修枪。他要车床，不是给自己用——是给你们用。我没说错吧？”

    孙泥鳅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把打狗棍靠在墙上，双手垂下来，站姿放松了一些。他的手不再握拳，而是把脏兮兮的手掌摊开来给钱老板看——手掌上全是老茧和冻疮，指甲缝里的污垢厚得看不出本来颜色。这是一双穷人的手，一双干活的手，没有拿枪的痕迹。但钱老板的目光只是在那双手上扫了一下就移开了——他知道真正的痕迹不在手上，在眼神里。这个叫花子即便装得再像，那双眼睛里偶尔闪过的警觉和锐利，不是一个普通乞丐该有的东西。

    “你不用担心。”钱老板忽然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有些疲惫，“我儿子前年死的。在晋祠那边修铁路，被你们的地雷炸死的。他本来是个好铁匠，被鬼子抓去修铁路，干了半年，那天他推的矿车压上了地雷。鬼子不给收尸，尸体在铁轨上晒了两天，最后是我花了二十块大洋托人把尸体运回来的。运回来的时候人都臭了。”

    他说这些话时没有抬头，手指一直在无意识地摩挲着柜台上一个铁质的钟表零件，那只钟表零件已经摩挲得锃亮，边缘光滑得像被盘了多年的核桃。煤油灯的微弱光线映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像刀刻的一样深。

    “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就想明白了——鬼子不死，老百姓没好日子过。但我是个修钟表的，手里没枪，腿脚也不好，打不了仗。你们要车床，我给你们。不要钱。”他抬起头来，那双在镜片后面的眼睛变得很亮，“就一个条件——用这台车床造出来的枪炮，多杀几个鬼子，替我儿子把那条命讨回来。”

    孙泥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来，握住了钱老板那双布满机油和老茧的手。

    “钱老板，别的我不敢保证。但用这台车床修好的枪、造出来的手榴弹，打死的鬼子——每一个都算您儿子一份。”

    钱老板把手抽回去，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快，然后重新戴上老花镜，变回了那个精明谨慎的修理铺老板。他走到铺面后墙，推开一扇暗门，露出一间狭小的库房。库房里堆满了各种零件和半成品，货架上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