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扫荡作战结束的第五天，平安城外围的枪声彻底停了。

    李云龙带着独立团团部从鹰嘴崖搬回了平安城。

    说是搬回，其实不过是把电台、地图和几箱文件从山洞里搬出来，重新放回原来团部那间土坯房里。

    团部的房子在鬼子占领期间被当成了马厩，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干草和马粪，墙上钉了几根拴马的铁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牲口尿骚味。

    几个战士用铁锹把干草和马粪铲出去，又提了十几桶水冲洗地面，洒了半袋子石灰消毒，折腾了大半天才勉强能进去人。

    屋顶上被炮弹震碎的几片瓦还没补上，抬头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阳光从破洞里照进来在夯土地上投下一小块亮斑。

    李云龙倒是无所谓——他把桌子往破洞底下一挪，说了句“正好，省得点灯了，还透亮透气”

    ，然后就把地图铺开开始办公了。

    赵刚比他讲究些。

    政委的住处兼办公室被鬼子当成了杂物间，原来的木桌被劈了当柴烧，只剩三条腿的凳子歪在墙角。

    赵刚没吭声，从炊事班借了把锤子，找了块木板钉在凳子残腿上，又搬了块平整点的炮弹箱当桌子，铺上一张旧报纸就算是办公桌了。

    收拾完之后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这间满目疮痍的小屋子，窗纸被撕烂了在风中扑簌簌地响，墙上被鬼子用刺刀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日文字，门板上还留着皮靴踹过的凹痕。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叹了口气，然后坐在炮弹箱前开始整理战后需要上报的各种表格和报告。

    平安城里的老百姓在鬼子撤走后陆续从山里回来了。

    回城的人流从早到晚不断，土街上重新响起了扁担吱呀声和孩子们的哭闹声。

    有人背着一卷铺盖，有人赶着从藏匿点牵回来的驴，有人肩上扛着一袋从藏粮洞里挖出来的苞谷。

    一个老奶奶在自家院子门口站了很久不敢进去，因为院门上的门神画像被鬼子用刺刀划烂了，她站在门口用袖口擦着门神画像上残留的碎纸片，嘴里念叨着“作孽啊作孽”

    。

    后来隔壁邻居告诉她鬼子已经走远了，老奶奶才颤颤巍巍地推开院门。

    院子里一片狼藉——水缸被砸了，鸡窝被踩塌了，晾衣服的竹竿被折断扔在地上。

    她在院子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只还活着的芦花鸡，鸡缩在塌了半边的鸡窝底下，饿得瘦了一圈，毛也秃了好几块，但还活着。

    老奶奶把鸡抱在怀里摸了摸它的羽毛，芦花鸡咕咕叫了两声，啄了啄她的手指。

    她抱着鸡站在院子中间看着被砸碎的水缸和踩塌的鸡窝，终于忍不住哭了。

    哭声不大，混在街上的嘈杂声里几乎听不见，但眼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往下淌，滴在芦花鸡秃了的翅膀上。

    几条街之外的另一户人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鬼子撤退前从北门出城时路过柳树坪方向抓了几个来不及撤离的老百姓当挑夫，其中有一个姓方的老汉，六十多岁了，是平安城里有名的木匠，一手雕花的手艺在十里八乡都响当当。

    鬼子让他挑一担弹药箱跟着队伍走，老汉年纪大了体力不支，挑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路边喘不上气。

    押送的鬼子兵嫌他耽误行军速度，用枪托砸了他几下。

    老汉被砸倒在地上，嘴里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挣扎着想爬起来但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

    鬼子兵骂了一声，端起刺刀捅了他一刀，然后把他的尸体踹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

    沟里的积水被血染成了暗红色。

    老汉的尸体是两天后被回村的村民发现的，沟里的积水已经把他的身体泡得发白，但他的右手还保持着握着雕花刀的动作——那把雕花刀是他在被鬼子抓走前悄悄别在腰带上的，到死也没松开。

    他儿子在沟边跪了很久，被人拉起来时膝盖上沾满了泥和草屑，眼睛干干的没有泪，只是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他连只鸡都没杀过，这辈子连只鸡都没杀过。”

    赵刚把这类事件逐条记录在笔记本上，记录时笔尖用力得几乎要把纸戳破。他知道这些记录将来会成为控诉鬼子暴行的证据，每一笔每一划都是用血写成的。记录到最后他放下笔，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发胀的眼眶，手指在鼻梁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红印，然后重新戴上眼镜继续写。

    独立团各营的战损和缴获清单在战后第三天全部汇总到了团部。

    赵刚花了一个通宵把数据整理成表格，又花了一整天逐项核对。

    最终的统计结果是这样的：反扫荡作战期间，独立团共阵亡官兵四十七人，失踪三人，轻重伤八十九人。

    其中一营伤亡最重——作为正面阻击和后续巷战的主力，一营阵亡二十二人，伤三十五人。

    二营在正太线沿线的多次伏击阵亡十一人，伤二十一人。

    三营在掩护群众转移和阻击战中阵亡九人，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