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的人。你要是走了，我这几年少赚很多钱。”

    方牧说：“我知道。”

    老板说：“那你为什么走。”

    方牧没答。

    他也没法答。

    他总不能说：因为我把一个数字从七十六改成了四十一。

    然后有四百个人丢了工作。

    其中一个人干了三十九年。

    他也不能说：那个人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里没有骂我一句。

    只是把四百个名字打出来寄给我。

    他更不能说的是——那封信我看了三个月。

    我一个名字都没记住。

    可我记住了那行数。

    一百六十三个二十年以上。

    四十七个三十年以上。

    一个三十九年。

    我记住的全是数字。

    回国后他去了上海。

    头两年他没找工作，靠积蓄过。

    他试过几件事。

    给朋友的公司做过两次顾问。

    写过一份行业报告。

    还在一家培训机构讲过六次课。

    讲怎么读财务报表。

    讲到第四次的时候，有个学员问他：“方老师，您做过最大的项目是什么？”

    他说：“常州常鑫。”

    学员说：“那个项目我听说过，估值压得很漂亮。”

    方牧站在讲台上，停了几秒。

    “是。”他说，“压得很漂亮。”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把那张纸从箱子里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他忽然发现一件事。

    他看了三年，记住的全是数字——工龄、人数、成新率、估值。

    他从来没记住过一个名字。

    四百个名字，他一个都记不住。

    二〇二四年一月，他租下弄堂里这间十二平米的屋子。

    搬家那天他只带了三个箱子。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着那张纸。

    他把纸装进相框，摆在桌上。

    不是为了提醒自己。

    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二月十三日上午，他坐在桌前，把信放回相框。

    然后他打开电脑，翻到一份文件。

    文件是他回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

    他把博尧寄到纽约的那只箱子，从头到尾拆了一遍。

    把里面九道验证的结构画成一张图。

    又把八年里能查到的公开资料，全部整理了一遍。

    整理完他写了一句话，写在文档最上面：

    这次我算的不是价。

    十点，有人敲门。

    是文嫂。

    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

    “方先生。”

    “文嫂，进。”

    “我不进了。”她说，“我就问一句。”

    方牧把门开大了一点。

    “您问。”

    “你为什么回来。”文嫂说。

    屋里静了一下。

    方牧看着她。

    他本可以说很多话。

    他可以说因为博尧是他兄弟。

    可以说因为这事不平。

    可以说因为他闲着也是闲着。

    他一句都没说。

    他转身，从桌上把那个相框拿起来，递给她。

    “这是什么。”文嫂说。

    “一封信。”

    “谁写的。”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方牧说，“二〇二〇年三月寄到我纽约的办公室。”

    文嫂把相框接过去。

    她不识多少字，但数字她认得。

    她看了很久。

    “这一行一行的，”她说，“是名字？”

    “是名字。”

    “多少人。”

    “四百个。”

    文嫂抬起头。

    “这些人怎么了。”

    “我把他们厂的价格算低了。”方牧说，“算低以后，买的人把厂关了。这四百个人丢了工作。”

    文嫂看着那张纸。

    她没说话。

    她把纸凑近了一点，用手指顺着第一行往下划，划了大概十行，停住了。

    “这个，”她说，“念什么。”

    方牧看了一眼。

    “赵德海。”

    “这个呢。”

    “李凤兰。”

    “这个。”

    “王有根。”

    文嫂念了三个名字，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念完她把相框还给他。

    “方先生。”

    “嗯。”

    “你不欠他们的。”她说。

    方牧愣住了。

    “什么。”

    “你算错了价，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