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没有人知道百年、千年、千百年后，如今的一切都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没有人能够精确推知在现在以前的百年、千年、千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变化。

    在大庆之前的历朝历代，山川、丘陵、江流、湖泊都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自我防卫的天然屏障，所谓“守险不守陴”，因地制宜更有可能事半功倍。

    这一套说法到大庆就要斟酌了。

    离开华容以后，柳长洲并没有即刻启程坐镇江北大营，他对于樗里昊殉国前留下的那句“东海之上无柳江，都是一帮狗皮倒灶、没有真才实学的二流子”的话暗暗心惊，遂一人一马直直往东而去。

    东海做为大庆与潜在敌寇的共同门户，己方做为防卫前线的天然优势有可能成为敌手的突破通道。而大庆水师扶不起来几乎有目共睹，既然北狄的费如子可以抓住这一点钻大庆的空子，有其一必有其二，难保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挑软柿子来捏。

    一个国家要屹立不倒，靠的不是侥幸与运数，它需要的也不是一个人的智慧，而是群体的智慧，群策群力、上行下效，换句话讲，从来没有哪个朝代仅仅靠着一个人就能够焕然一新。

    柳长洲自认不是个能够手眼通天的人，更不是个可以面面俱到的人，至少他对于朝堂上那些勾心斗角就敬而远之、及其厌烦，但是倘使他可以再多往前看一寸，他就不会止步——他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至多在三年之内，要建立起一个足以叫敌寇望风披靡的大庆水师。

    他十分大逆不道地想，宗仪手长，他给管窥阁的发展趋势硬性规定了一个轨道，那么这支水师的存在干脆一开始就屏蔽宗仪。这几乎算得上另一种形式的“拥兵自重”，怎么看怎么有造反嫌疑，但总要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他有生之年，甚至在他身后千百年，东海无人来犯，更无人敢犯，他就算赚到。

    作为管窥阁的首领，既然他有由幕后转至台前的一天，那么难保哪一天，整个管窥阁都会被迫大白于天下，那么管窥阁做为大庆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的意义就会完全消失。柳长洲希望，那支尚在孕育之中的大庆水师能够成为下一支大庆奇兵，一支独立于皇帝视线之外的真正的奇兵。

    柳长洲一路马不停歇，于三天后到达位于大庆京城正东方向的海域，不得不对眼下的情景皱眉——

    绵延千里的海岸线一望无垠，潮涨潮落自有定数，由远而至翻滚而来的浪花激起层层泡沫，逐渐堆叠推至脚下，在海滩上留下一些海螺贝壳。但极远处海天一线之外似乎蕴藏着无数无法预知的威胁，而同样没有边界的海滩上，除了远处极个别的灯塔，几乎没有任何大庆水师的迹象，只有远远近近的渔船与商船往来穿梭。临近冬季，整个海面上一片灰白萧条，偶尔有海鸟低空掠过，除了“荒芜”二字，柳长洲想不到第二个字来形容。

    在兵部划定的海域上，所有的船只都挤做一处，窝窝囊囊的被东南西北风翻来覆去，年久失修的风帆上竟然有大大小小的破洞与裂痕。

    沿线的海事衙门被海面祥和平静的表象惯得无法无天，抱残守缺得守着那么几条破破烂烂的楼船，纯粹寄希望于自己任上这段时间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不思进取到了一种人神共愤的地步。

    总之以一句话，人浮于事者十之八九，这种“坐着等死”的态度叫溜上岸来做梁上君子的柳长洲有气没出撒。

    越往南走，天高皇帝远的地盘儿上，海事衙门完全沦为一种有名无实的鸡肋机构，别说水师的日常操练邋里邋遢不像回事儿，就是每月一次的大会操也简直能把死人都郁闷得恨不能去投胎——本来就人数不足的士兵站立得七扭八歪、行不成行列不成列，还有王八犊子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借口缺席会操，更有甚者，连分营的主帅都寻不到踪影，手下的士兵自然有样学样。

    这样的水师有什么指望？

    柳长洲憋着一肚子火，气冲冲得拨转马头返回了江北，有心想把每天都埋头于朝堂党争、并且渐渐有些沉溺于此等心机游戏的宗仪拉出来，叫他瞪大眼睛好好看看，最基层但却与国家利害安危直接相关的东海营都混乱成了什么鬼模样。他见到的越多，对于“上行下效”这种事的难度的认识也一日千里——不是朝廷的每一个指令都会有人贯彻执行。

    大庆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高堂之上与江湖之远的严重脱节。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很好解释。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风平浪静的大环境总会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点一点揉化那些天涯赤子的拳拳报国热情。当一个汲汲于建功立业、扬名万里的读书人逐渐沦为一个汲汲于富贵、耽于享乐的酒肉者，还有谁记得当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初衷？

    不过这种事还真没什么好埋怨或者愤恨的，倘若大庆真的沦为一个身在沸汤之中的落水者，柳长洲对这些人几乎都没什么过多的要求，施以援手他自然欢迎，袖手旁观也无可厚非。毕竟，现实情况是，并不是人人都有樗里昊那样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