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堂。母有疾苦，则亲奉汤药，仔细调护，昼夜守护，衣不解带，朝夕侍奉，不敢稍有松懈；母有忧思愁闷，则柔声宽慰，躬身顺意，百般体恤，想尽办法，尽解亲忧；母有所吩咐，则必恭敬遵从，毫无违逆，尽心奉行，不敢有丝毫怠惰。

    乡邻见其清贫侍母，劳苦度日，艰辛自持，常有善心长者，怜悯其家不易，或赠粟米，或馈布帛，济其匮乏，助其贫寒。专诸除非实在窘迫，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受人施舍。但凡受人点滴恩惠，必时时记在心头，力所能及之时，必定设法报答，分毫不苟，信义昭然。

    由是观之，其立身闾巷：孝于家，则亲其长；信于人，则不欺其友；义于世，则不忘其恤；正于事，则不阿其曲；刚于恶，则不畏其强；柔于善，则不薄其弱。德行完备，品行端方，风骨凛然，很多时候，反倒远超那些锦衣玉食的缙绅富贵、尸位素餐的庙堂庸臣。

    彼时吴国朝堂，暗流涌动，局势暗涌，权争潜藏，君臣错位，储位不明。吴王余昧在位末年，年齿已高，精力渐衰，年迈怠政，疏于朝纲，遇事优柔寡断，难以有力裁制宗室。诸公子各怀心思，暗中积蓄私属势力，私结朋党，窥伺王权，各有图谋。朝中老臣，多已守旧畏事，只求身家安稳，明哲保身，不敢直言极谏，不肯明辨是非；新进之臣，则多趋炎附势，依附有权势者，随波逐流，唯利是图，少有为国长远计者。朝堂表面之上，宴然无事，礼乐如常，实则暗流汹涌，权争蓄势，祸根深埋，乱象待发，只待时机一至，便将轰然爆发。

    宗室骄纵于内，边备松弛于外。朝堂之中，缺少刚正敢言之臣；市井之间，不平之事时有发生；民间之中，多有积郁之气；邦国之内，隐伏危亡之兆。吴国朝野上下，富贵者耽于逸乐，日日宴饮游乐；权贵者忙于争权，心思不在安民；官吏安于苟且，习于圆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举国之内，刚直敢言之士稀少，轻死重义之人难得，秉公守正之辈不多，舍身报国之臣寥寥无几。

    庙堂之上的权贵公卿，久居高位，久被阿谀所包围，往往鄙夷布衣，轻视市井，不屑闾巷之士。心中常有一偏之见：以为草野无贤，市井无才，布衣无节，庶民无志。殊不知，庙堂之外，自有风骨；缙绅之外，自有忠烈；富贵之外，自有信义；朝堂之外，自有栋梁。专诸，正是那藏于市井，隐于微末，沉于庸常，怀绝世勇烈，抱万古信义，存千秋刚心，静候一世知己的布衣奇才。

    当世市井之间，亦非没有以“义士”自居之人。有诸多轻薄之徒，功利之辈，伪义之士：或故作慷慨激昂之态，以邀取世俗名声；或假意刚正不屈，以博取众人敬重；或虚言信义重诺，以欺瞒世人耳目；或佯装勇武过人，以震慑乡邻众人。平日酒肆聚饮，高谈阔论，慷慨激昂，自诩义士，自夸刚烈，一副不畏死生之状。可一旦真遇到权贵威压，遇到祸患临身，遇到利害重大冲突，遇到真正的生死抉择，则立时畏缩退让，贪生避祸，徇私忘义，变节求存，原形毕露，风骨全无。

    独专诸不然。其勇，发自本心，非刻意表演；其义，出自本真，非有意沽名；其刚，源于本性，非一时意气；其信，出于本怀，非权宜之计。无矫饰，无伪装，无刻意，无图谋，不求虚名，不谋私利。平日敛锋藏锐，温润谦和，安分守己，甘居平凡，不事张扬，不显锋芒，行走于市，劳作于肆，与寻常市井小民，看上去几乎没有两样。可一旦遇大是大非，遇公理倾覆，遇善恶颠倒，遇恩义当前，遇家国危局，则立刻立显刚烈本色，勇烈风骨，无畏之心，决绝之志。临事敢为，遇事敢担，临危敢进，临义敢舍，生死不惧，利害不移。

    其身居微末而志气不卑，处贫贱而初心不移，在市井而心志不俗，历喧嚣而本心不杂。繁华不能乱其心，贫穷不能夺其志，威势不能屈其节，利害不能动其行，生死不能改其义。终日混迹商贩，往来市井，周旋庸众，心中却藏山河大义，胸存浩然正气，身具绝世勇力，性秉坚贞初心。默默蛰伏，静静沉潜，安然守候，以待世间知己，以待报国之时，以待立身之日。

    伍子胥亡命奔吴之事，正当此时。子胥身负父兄血海深仇，心怀覆楚复仇之志，身负兴吴破楚之谋，胸怀治乱安邦之略。自楚地仓皇出逃，过昭关，历艰险，遍历困苦，跋涉千里，辗转江湖，历尽饥寒、追捕、流离之种种劫难，方才抵达吴都姑苏。初至吴国，孤身飘零，举目无亲，身无依托，势无凭靠，无朝中贵人引荐，无门路通达王宫大殿。一腔忠愤，无处倾诉；满腹智谋，无从施展；一生壮志，暂时沉埋于尘埃。

    子胥胸中深知：欲覆强楚，报父兄血海深仇，欲助吴国立千秋霸业，非借吴地之兵力，非凭吴国之国力，非依吴国君臣同心，不可成事。然吴国朝堂，权争盘根错节，君臣之间隔阂不少，宗室勾连，朋党交错，庸臣当道，佞幸在朝。寻常口舌游说，寻常智谋说辞，寻常功利之策，很难撼动王权，很难说服君主，很难推行心中大计，很难搅动一国格局。

    欲成惊天大业，必待绝世义士；欲行非常之事，必借非常之人；欲立千秋功业，必凭万古信义。伍子胥于是放下急于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