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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戛纳电影节期间的戛纳是没有夜晚的，凌晨两三点，街边的咖啡馆和酒吧依然坐满了人，谈笑风生。

    那些穿着礼服、刚从首映会出来的电影人，要么在讨论刚才看到的片子，要么在谈下一笔生意，要么只是在享受这座海滨小城的浪漫气息。

    张艺煤、葛悠、巩莉三个人从卢米埃尔大厅走出来，沿着海滨大道散步回酒店。

    三人都没说话，还沉浸在刚才那部《古惑仔之戏如人生》带来的震撼中。

    走了大概五分钟，张艺谋才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这片子，”他说，“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葛悠点点头：“没想到香港那边，能把这种题材拍到这种深度。”

    “不只是深度，”

    张艺煤摇头，“更厉害的是那种想象力。你想想，咱们还在老老实实地拍历史、拍现实、拍人文关怀，人家已经开始玩‘实验体轮回’、‘真人秀世界’这种概念了。

    这已经不是题材的问题了，这是思维方式的差距。”

    这话说得很实在。

    张艺煤拍《活着》，讲的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浮沉，内核是沉重的、严肃的、接地气的。

    这是典型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思维方式，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关注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

    而鹿劲坤这部《古惑仔》，内核是后现代的、哲学的、解构的。

    它不在乎真实的历史背景，不在乎政治正确，甚至不在乎逻辑上的严谨性。

    它在乎的是概念，是设定，是那种打破第四面墙的颠覆感。

    “咱们是不是太墨守成规了？”张艺煤突然问。

    葛优抽了一口烟，眯起眼睛：“也不能这么说。香港那边比咱们开放，接触的新东西多，想法自然就活泛。咱们这边，毕竟前些年还……规矩还是多一些。”

    他说得隐晦，但张艺煤听懂了。

    国内的电影圈，从上到下都带着一种沉重的使命感，电影不是娱乐，是艺术，是宣传，是教育。

    而香港那边，商业至上，怎么赚钱怎么来，怎么好看怎么拍。

    在这种环境下，导演和编剧的想象力被无限解放，什么天马行空的东西都敢往片子里塞。

    “阿莉，”张艺谋转头看向一直沉默的女演员，“你在香港拍过戏，你觉得那边和咱们这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作为在两地都拍过戏的演员，巩莉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最深。

    “最大的不同……”

    她想了想，“可能是态度吧。咱们这边拍戏，太认真，太正经，每一个镜头都要讲意义，每一个动作都要有出处。那边不一样，那边拍戏，就像……玩。”

    “玩？”张艺煤皱眉。

    “对，玩，”

    巩俐笑了笑，“我去年拍《唐伯虎点秋香》，和周星星合作，他们拍电影就很有这种‘玩’的态度，怎么搞笑怎么夸张怎么来。

    有些戏我觉得太夸张了，太离谱了，他不觉得，他觉得好笑就行，必须按照这个来。

    我们就因为这个吵过架，他觉得我不够放得开，我觉得他太胡闹。”

    葛悠在旁边点头：“周星星的电影我看过几部，是挺胡闹的。”

    “虽然胡闹，但观众买账啊，”

    巩俐说，“而且那种胡闹，仔细想想，背后是有逻辑的，是喜剧的逻辑，能让观众买账，这就是商业电影。

    鹿劲坤这片子也是，你说它合理吗？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被安排好的剧本，真人直播，这合理吗？不合理。但你看进去了，就信了。”

    张艺煤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拍《活着》时的状态，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每一场戏都要反复排练，演员的情绪不到位就要重来，台词有歧义就要修改。

    电影本来不就是让人看到不同人生的窗口吗？

    香港那边，已经把窗口开到了平行世界、未来都市、虚拟现实。

    而大陆这边，还在往窗口里塞历史、塞现实、塞苦难。

    “时代变了，”张艺煤最后说，“咱们也得变啊，不然跟不上时代。”

    巩莉和葛悠都看向他。

    “明年，”张艺煤突然说，“我想试试新东西。”

    “什么新东西？”巩莉问。

    “还不知道，”张艺谋笑了，“但至少，不再拍《活着》这样的苦大仇深的东西了。我也想拍点……新鲜的东西。”

    这话从一个严肃导演嘴里说出来，有点奇怪。

    但葛悠和巩莉都听出了他的认真。

    同一时间，鹿劲坤下榻的卡尔顿酒店。

    鹿劲坤刚洗完澡，穿着浴袍，站在阳台上抽烟，看着外面的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