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满门受累，当初又怎会利令智昏、胆大妄为？

    更别说，此刻摆出一副悔不当初的模样，就能抹平手上沾的血、账上亏的银、暗地里结的党？

    “错了，就得担着；罪了，就得偿着——天经地义，没得商量。”

    朱雄英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地上，“你们动第一笔银子、塞第一封密信、安第一个钉子时，就该想到今日。”

    “所以现在，不必再絮叨那些‘求宽宥’‘念旧功’的软话。”

    “株连与否，依《大明律》办；问罪轻重，照刑部例断。

    我不会因谁位高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谁年迈便手下留情。

    有些道理，不是不讲，是你们早已忘了怎么听。”

    “我不是非要揪着你们兴师问罪——而是你们做的那些事，本就不是人臣该干的勾当。”

    朱雄英其实早盘算过如何处置。

    起初他想过：只要这些人收手、退步、安分守己，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

    甚至默许他们养老归田，体面卸甲，也算全了君臣一场的情分。

    可他们偏不。

    仗着打过几场硬仗、递过几份密报，便当朝中无人、法度无眼，竟敢伸手去碰军屯的粮、盐引的利、边关的兵权……

    这不是自寻死路，是拿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还嫌不够快。

    既如此，朱雄英也懒得陪他们演这出苦情戏。

    大不了重头整顿；大不了血洗一遍再立规矩。

    什么“落井下石”“借题发挥”——全是虚的。

    他要的，从来就不是泄私愤，而是正纲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