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不会重蹈这种覆辙。

    但他心里也清楚：大明不是后世，洪武年也不是新中国。

    想照搬“土改”那一套？无异于拿斧子劈龙骨——船没修好，先把它拆散了。

    这年头，一纸诏书掀翻百年田契，换来的不是春耕，而是火并。

    有些事，急不得；有些路，只能绕着走。

    代价太重，门槛太高——朱雄英压根儿就没打算碰那条路。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手头就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

    大明立国才几年？朝纲初立，政令未固，百废待兴，连户部的税册都还在逐年修订。旧规矩还没钉死在墙上，新办法就还有插缝落脚的地方。戴着镣铐跳舞，好歹还能抬腿；要是连镣铐都焊死了，那就只能原地蹲着喘气了。

    再拖个一两百年？等礼法成了铁律，官制成了祖训，海禁成了天条，那时候想挪动一根指头，都得先叩头请旨、焚香祷告——那才叫真正寸步难行。

    “不忙，不忙。”朱雄英指尖在紫檀木案上轻轻叩了两下，节奏不紧不慢，“当务之急，先把玉米和土豆找回来。”

    他顿了顿，抬眼望向门外：“老江，传话下去——备船，出海！”

    这事他早有铺垫。前年派过三支船队往南洋、东洋探路，水手熟悉季风，舵工认得星图，连海图都已攒了厚厚一摞。寻个大陆，总比闭眼瞎撞强得多。

    朱雄英心里盘算着：三年，够了。

    毕竟百年前，那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只靠几艘小船、七十来天，就踩上了美洲的土地。

    当然，人家那边是天生的航海福地——大西洋暖流像一条温顺的引路绳，信风一年到头稳稳当当，连海鸟都飞得有方向。大明可没这等便利。

    但眼下船坚炮利、罗盘精良，又有朱雄英亲手画出的经纬草图、航程推算，再配上一支敢闯敢试的船队，真要较起真来，未必比人家慢多少。

    只要船能靠岸，航线摸清，后头的事就简单了。头一趟带不回种子？那就二趟、三趟……来回跑几趟，总能把朱雄英点名要的东西，一粒不落地捎回来。

    “哎，差点漏了件要紧货！”

    朱雄英忽地坐直身子，提笔又添了几行字——

    美洲还藏着一样宝贝：橡胶。

    蒸汽机离了它也能转，用牛皮、麻筋勉强凑合；可往后修铁路、造轮船、做车轮、包电线……哪样离得开这黑乎乎、弹溜溜的小东西？

    它不光要带，还得多带、快带、稳妥地带。

    这一趟远航，自然不能再交给蓝玉。老爷子年近七旬，骨头硬朗归硬朗，可远洋颠簸、昼夜守更、风浪里搏命——那是青壮水手的活计，不是老将军该扛的担子。

    念头刚落，朱雄英又顺藤摸瓜，想到了更多。

    不列还好，一列出来，连他自己都怔了一下。

    原来后世餐桌上那些寻常物事，竟十有七八，生在美洲：

    土豆、红薯、玉米、橡胶，自不必说；

    南瓜金黄，向日葵追着太阳转，辣椒辣得人跳脚，番茄红得像灯笼，菠萝甜得淌蜜……这些，统统长在万里之外的同一片土地上。

    若真能在三五年内陆续引种回来，北方旱地种红薯，南方坡地种玉米，沿海沙地试种花生——大明百姓的饭碗，怕是要从“吃饱”往“吃好”、“吃活泛”上奔了。

    工匠们忙着锻铁铸模、琢磨齿轮，朱雄英也没闲着。

    第一个三年计划，是他亲手搭的架子，可骨架再硬，也得血肉填实。

    一人思虑再密，也有照不到的暗角；两人商量，便多一分周全；十人共议，才算真正扎下了根。

    他把刘伯温旧部里的几位老账房、江南来的农学通、福建懂海贸的老舵师、甚至两个曾在高丽见过火器作坊的匠首，全请进了西苑书房。

    十天后，江才捧着一叠厚如砖块的纸册进门时，腿肚子直打软。

    这才几天？主子爷又憋出这么一大摊子事？

    “这些……真能亩产那么多？”他声音发干，手指按在纸页上，仿佛怕那墨迹会烫手。

    也难怪他惊疑。

    眼下大明北地最好的水田，精耕细作、风调雨顺，一亩顶多收三四石麦子，已是顶破天的数字。

    可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同样一亩地，种土豆，产量是小麦的二十倍；种红薯，更是三十倍往上翻！更难得的是——它们都能当主粮嚼！

    “高产是高产，能顶饿也是真能顶饿。”江才皱着眉，话锋一转，“可光填饱肚子，养不出结实身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