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在应天府处置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时，朱棣的兵马已兵临汉城城下，擒获了半岛王。

    他没留半分情面，当场斩首示众。

    王室中一干亲信、宗支、近臣，尽数伏法。

    朱棣并非好杀之人。动手前，他先使人查实各人根底……得知这些人皆属反明一党，便再无迟疑。

    余事，留待后议。若寻得亲附大明的旧派，扶其主政亦可；若无，则另择忠顺者立之；实在难觅，便自南直隶调官吏前来，直接设府置县、编户征粮。

    朱雄英来信中所言，正是此意：以大明官吏治其地，以儒学礼法化其俗，使彼民知君臣之义、农桑之本、衣冠之制，终成真正的大明子民。

    朱棣不觉得这半岛有多要紧，但诏命既下，他必一丝不苟地办妥。

    而此时朱雄英正端坐宫中，目光沉沉落在一幅辽阔舆图上。

    世人只道明朝亡于后金，却少有人细究……后金是谁？从何而来？

    说白了，就是女真人。

    这支部族，早在三千年前便见于典册，称“肃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叫法，随朝代更迭而变：汉晋唤作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黑水靺鞨之名渐显。至辽，始通称“女真”或“女直”。

    辽与金，同源异流；女真与汉，也非泾渭分明。漫长岁月里，多少女真部众迁居内地，耕读婚宦，早已融于汉家烟火。

    到如今，女真大致分三部：建州、海西、东海。蒙古席卷天下时，他们也曾是铁骑中的一支。

    明初立国，这些部族被朝廷视作东夷，授以羁縻之职，听调不听宣。

    后来朝廷威势日衰，边备松弛，建州一带便悄然坐大。

    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并吞诸部，建国称汗，国号“大金”……不为别的，就为接续百年前那场与宋对峙的旧梦，史家才加个“后”字，称其为“后金”。

    所以朱雄英清楚：不能再照太祖旧例，只封个都督、赐块印信，便当万事大吉。

    既然土地已入版图，人丁已隶户籍，那就得动真格的……教其识字，令其纳粮，使其服徭役、行科举、奉孔孟、守律令。

    这活儿，十年八年完不成，三十年也不见得见功。

    他甚至不敢断言，自己在位时能否亲眼看见半岛子弟穿襕衫、执朱卷，进京赶考。

    更不敢打包票，日后子孙是否还会因言语、习俗、血缘之别，将人划作“外人”。

    这些，他都料不准。

    可正因为料不准，才更要去做。

    不做，永远没答案；做了，哪怕只改一人一户，也是往前挪了一步。

    他望着地图，轻轻呼出一口气。

    历史常被比作车轮，转来转去，似有回响。

    提起后金，就绕不开突厥。

    突厥人，是中原老对手了。

    唐初百姓提起“突厥”，心头一紧的程度，不亚于南宋末年听见“蒙古铁骑”四字。

    那时唐朝刚立，根基未稳；突厥控弦百万，控扼草原，东西万里尽在其鞭影之下。

    若不是阴差阳错，谁敢说第一个入主中原的胡族，一定不是突厥？

    突厥的治术，古朴得很……类似商周旧制：可汗最大，底下贵族各领部众，自管牧场、自征赋税、自断讼狱。所谓“我之臣仆之臣仆，非我臣仆”，正是其政体写照。

    早年倒也相安无事。可自汉唐以来，中原皇权日渐收束，天子独揽生杀予夺之权，州县如臂使指。

    突厥可汗瞧见了，焉能不动心？

    他也想有朝一日，坐在金帐里发一道令，千里之外的牧人就得卸弓下马，捧着羊皮账册来报户口牲畜。

    可底下贵族岂肯放手？

    颉利可汗登位不久，便弃用本族宿将，专任逃入草原的汉人赵德言，命其主持改制。

    他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是松散的部落联盟。

    人家中原早已玩起“中央集权2.0”，他还卡在“分封制1.0”，不升级，早晚被淘汰。

    颉利眼光是有的，可惜看人走了眼。

    赵德言把中原那一套搬得严丝合缝：下令改服饰、禁旧俗、设学馆、行均田、颁律令……连祭祖烧纸的规矩，都要按《大唐开元礼》重订。

    结果呢？

    牧民怒而焚书，头人拔刀抗令，各部暗中串联，只等一个火头。

    颉利还不醒，又抬举粟特商人出身的阿史那贺鲁，让他掌管财赋与驿传……此人嘴甜手滑，账目不清，私贩铁器，暗结外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