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当年批他：“少谋而骄，外强中怯；刻薄寡恩，拒谏饰非。”

    说得直白点：打仗靠不住，带兵压不住，听不进劝，容不下人，事事都想攥在自己手里。

    当朋友，他爽快；当上司，他让人背地里骂娘。贪功、吝赏、疑心重，下属稍有动静，他就觉得有人想夺权。

    可朱雄英要的，恰恰不是个“好上司”。

    他要的是一个……镇不住场子、拢不住人心、离了朝廷就寸步难行的领头人。

    要是李景隆真能服众、聚势、自成体系，等殖民地滚出钱来、养出兵来、生出资本来，那下一个坐上龙椅的，怕就不姓朱了。

    朱雄英不敢赌。也不必赌。

    因为大明对外拓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以“朝廷”名义出面。

    初期可以调兵遣将，打几场硬仗，可真要落地生根、建港设市、征税收粮，朝廷就得退半步……否则，那叫“宣战”，叫“吞并”，叫“宗主国”，国际上站不住脚，自家士绅也未必买账。

    所以所有远征舰队，名义上早已“退役”。军官卸甲，士兵解籍，船旗换商号，火炮裹绸布。他们不再是大明官军，只是“大明海商联合体”的护航队。

    功劳？没有。军功？不算。只有等哪天某块海外飞地正式归入版图，朝廷颁诏“复籍授勋”，那时才算数。

    这次大规模出海，也照此办理：朝廷牵头搭台，定章程、拨种子、调工匠、发勘合；真正冲在前头的，是闽粤浙的船东、徽州的盐商、山西的票号、江南的织户……文官捞干股，武官占码头，谁都不闲着。

    可朱雄英要防的，是资本坐大、尾大不掉。

    于是局面就变得有意思了：

    大明既在幕后全程掌控，又在台前撇得一干二净。

    嘴上说“纯属民间自发”，手里却攥着船坞、火药厂、铸币局、海图司、译馆、律令所……样样都是命门。

    所以这个领头人，必须站不稳。

    必须得仰赖朱雄英点头，才能发一道文书、调一艘战船、签一份垦约。

    李景隆，正合适。

    他压不住手下，那就让他被架空；他拢不住人心，那就让底下人各怀鬼胎；他越想独揽大权，底下人就越想分一杯羹……最后乱成一锅粥，反而方便朝廷出手收拾。

    到时候不必找借口：“朝廷给过机会，是你们自己贪多嚼不烂，逼得上面不得不出手。”

    抄家灭族，九族同诛，连理由都写得明明白白。

    至于“强干弱枝”？根本不怕。

    皇室本就是最大的船东、最大的矿主、最大的粮商、最大的银行……资本还没长牙，早被嵌进骨子里了。

    全国那么多工厂、那么多赚钱的营生，名义上挂的是朝廷名号，可实际全归内帑管……说白了，就是朱雄英自己的钱袋子。

    这些产业本就是他一手拉起来的，最后落进自己口袋，天经地义。

    谁要是敢跳出来嚷嚷：“陛下该把产业交归户部统筹”，朱雄英眼皮都不抬，当场就能抄他全家。

    ……你让我把自家铺子捐给朝廷充公？那你怎么不先把你祖宅田产、当铺钱庄、连同老婆孩子的嫁妆都一并献出来？

    行啊，朕成全你。这回不用你纠结捐多少，朕替你拿主意：统统交上来，一个铜板不许留！

    所以那些电池厂、机械作坊、造船工坊，表面挂着“官营”招牌，实则全是朱雄英名下的商号。

    就连天工局……听着是朝廷衙门，可发薪水的账房先生，掏的是谁的钱？还是朱雄英的内帑。

    钱从他手里过一道，再拨出去修桥铺路、赈灾办学，看似兜了一圈，本质却彻底变了：

    这不是朝廷在花钱，是他朱雄英在用钱说话。

    手握命脉、占尽先机、一家独大，只要他自己不糊涂乱来，没人能撼动半分。

    至于海外那些殖民据点？更不用操心反扑。

    火器谁造的？他旗下的兵工厂。

    战船谁修的？他控股的船坞。

    连补给线上的粮船、油料、弹药包，都是他名下商行专供。

    真敢翻脸？朱雄英连刀都不用拔……掐断供给，三五天，饿得啃木头的人都没力气举旗。

    李景隆坐镇那边，不过是朱雄英又加了一道锁。

    一个月扯皮下来，文武两班终于磨出个折中章程。

    新设的衙门，自然得有个主事人。人选一提，朝堂上又炸了锅，你推我搡，唾沫星子横飞。

    朱雄英只坐在龙椅上冷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