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盗宝案是他破的！潜伏特务是他抓的！还救过被拐儿童！还——”

    老陈摘下老花镜，接过笔记本。他看得很慢，手指在那些字句上慢慢移动。看到“裤裆藏枪，四枪毙了四个歹徒”时，眉头跳了跳；看到“和李厂长一起阻击特务攻击厂办公大楼”时，手指停住了。

    “这些……都核实了？”老陈的声音很沉。

    “轧钢厂的老工人亲口说的！好些人都在场！”赵记者又说“照片马上洗出来”，“到时候您再看看——游行时我抓拍的！他说了句话：‘我们这一代人，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您听听！这话！”

    陈主编从赵记者手里接过笔记本时，手指都在微微发颤。

    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其实很普通，边角已经磨得起毛，内页被赵记者写得密密麻麻，墨迹深浅不一。但此刻在陈主编眼里，它重若千钧。

    他双手捧着，像是捧着一块烧红的炭，又像是捧着一颗跳动的心脏。老花镜滑到鼻尖，他顾不上扶，只是死死盯着那些字句——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二十五个字。赵记者用红笔圈了出来，在旁边批注：“游行现场，李大虎原话。”

    陈主编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

    他干了一辈子新闻，听过太多口号，写过太多豪言。有些是真心，有些是应景，有些……连说话的人自己都不信。

    但这二十五个字不一样。它太简单，简单得像一句大白话。可又太厚重，厚重得能压住一个时代。

    陈主编仿佛能看见那个场景：长安街上，万众瞩目，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扛着厂旗，回头对记者说出这句话。身后是五百个老工人，头顶是十月的天空，眼前是崭新的共和国。

    “太好了……”他喃喃自语，声音发哑，“说得太好了……”

    不是“伟大”，不是“光荣”，不是那些用滥了的词。是“红旗”，是“春风”，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意象。

    红旗是什么？是这个国家用鲜血染红的信仰。

    春风是什么？是这个时代用汗水浇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