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伦先闻到了一股臭味。

    潮湿羊毛，霉烂稻草，廉价烟草，脚汗，还有枪油被冻住以后发出的铁腥气。

    这些味道一层压着一层，像一只发霉的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口鼻，把他从那盏昏黄台灯下拖了出来。

    有人踢了踢他的靴底。

    “伯伦！”

    陌生的语言。

    陌生的嗓音。

    陌生的冷。

    朱伯伦没有立刻睁眼。

    他先听。

    这是他在无数次醒来后养成的习惯。不要急着动，不要急着说话，不要让这具新身体里残留的熟人发现异常。先听呼吸声，听脚步声，听远处有没有枪炮，听身边人叫你什么。

    又有人踢了一下他的靴底。

    “伯伦，你死了吗？再不起来，霍夫曼班长会把你扔进雪里。”

    伯伦。

    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很好。

    至少这一轮，世界没有急着把他的名字也夺走。

    朱伯伦睁开眼。

    首先看见的是一排低矮木梁。梁上结着灰白色的霜，霜水从裂缝里渗下来，落在他脸侧的粗布毯子上，洇开一片深色湿痕。

    然后是二十几张铁架床，墙边挂着的步枪，角落里冒黑烟的小炉子，以及一群挤在冷空气里的年轻士兵。

    他们有的在穿靴子，有的在扣皮带，有的抱着手臂咳嗽。没人看起来像历史书上的“士兵”。他们只是一些没睡醒、没吃饱、怕冷、怕班长骂、也许还欠酒馆钱的年轻人。

    踢他靴底的是个红头发士兵，脸上有雀斑，鼻尖冻得发亮。

    “你昨晚又做噩梦了？”红头发士兵说，“一直喊炮、炮、炮。老天，你要是真想摸炮，应该去炮兵连，不该抱着你的破机枪睡觉。”

    营房里有几个人笑起来。

    朱伯伦慢慢坐起。

    这具身体不算强壮。年轻，瘦，长期营养不良，左肩像被旧伤咬着，一抬手就牵出钝痛。右手虎口有厚茧，食指第一关节附近有一道旧疤，掌心裂口里嵌着黑色污垢。

    机枪手。

    或者至少是受过机枪训练的士兵。

    他低头看见自己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不是害怕。

    害怕这种事，他已经熟了。

    这是刚刚进入陌生身体时的错位感。像被塞进一件别人穿了很多年的旧衣服，肩膀不合，袖口磨损，衣袋里还有上一任主人留下的碎屑。

    “今天几号？”朱伯伦问。

    红头发士兵愣了一下。

    “你睡傻了？”

    “几号？”

    “一月一号。”红头发士兵用看病人的眼神看他，“新年第一天。你昨晚把配给酒喝进脑子里了？”

    朱伯伦的心轻轻沉了一下。

    他又问：“哪一年？”

    这回笑声更大。

    “伯伦真疯了。”

    “快去叫军医，机枪连少了一个人，多了个刚出生的。”

    红头发士兵却没笑。他皱着眉，伸手想摸朱伯伦额头。

    朱伯伦偏头避开。

    红头发士兵低声说：“1914年。还能是哪一年？”

    1914年。

    朱伯伦听见这个年份时，胃里像塞进一块冷铁。

    很多东西同时从记忆深处涌出来。

    铁轨。

    动员令。

    报纸号外。

    年轻人排队走向车站。

    母亲把花别在儿子的军帽上。

    将军在地图上划出箭头。

    银行家合上账本。

    军火商提前签下合同。

    然后是泥浆、断肢、毒烟、饥饿、老鼠、熄灭的灯。

    1914年。

    旧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

    可它已经把刀磨好了。

    朱伯伦抬头，视线扫过营房。墙上钉着一张褪色地图，边角卷起，用两颗生锈钉子压着。地图上用蓝线标河流，黑线标铁路，红圈圈住一座多边形要塞群。

    红圈旁写着：

    洛林要塞。

    朱伯伦盯着那四个字。

    他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