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

    红头发士兵顺着朱伯伦的目光看过去，眯起眼。

    晨雾太厚，天色又灰。他看了好一会儿，才不太确定地笑了一声。

    “气球？哪家报馆的新年把戏吧。城里人就喜欢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朱伯伦盯着那个黑点。

    它在风里微微摇晃，却没有被吹走。下方细线牵在地面，像有人用一根看不见的针，把它钉在了天上。

    “不是报馆。”

    他的声音有些哑。

    “那是观测气球。”

    红头发士兵脸上的笑淡了。

    “观测什么？”

    朱伯伦转头看他。

    “炮。”

    这一个字出口，旁边几名士兵都看了过来。

    有人嗤笑。

    “又来了。伯伦昨晚梦见炮，今天醒了还在说炮。”

    “别吓唬人，新年第一天，我还没拿到加餐。”

    “铁冠佬要是真敢打，早打过来了。洛林在这儿趴了几十年，不是给他们当靶子的。”

    朱伯伦没有反驳。

    人们不相信灾难，不一定因为愚蠢。

    更多时候，是因为相信灾难需要付出代价。

    承认战争会来，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可能会死。

    承认要塞会塌，就意味着他们昨晚讲的脏笑话、欠下的酒钱、寄回家的半封信，都可能变成死人身上的小事。

    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墙。

    尤其是从出生起就被告知墙会保护他们的人。

    早操开始。

    霍夫曼班长让他们在冻土上跑圈。朱伯伦跑到第二圈时，胸口已经烧起来，喉咙里泛出铁锈味。

    这具身体年轻，却并不强壮。

    长期吃不饱的人，哪怕穿上军装，也不会忽然变成英雄。

    跑步时，他继续梳理伯伦·朱留下的记忆。

    朱海的瘸腿。

    洗衣房的热汽。

    街区小孩的辱骂。

    军需仓库的弹药箱。

    机枪训练时被磨破的掌心。

    还有朱伯伦最熟悉的东西：贫穷。

    贫穷在哪里都差不多。

    它让人习惯低头，习惯道歉，习惯把痛说成小事。它也让人很早学会分辨谁的鞋底沾着煤灰，谁的手指碰过真钱，谁说“荣誉”时从来不用自己儿子去死。

    早操后，霍夫曼班长果然把他叫到军械棚。

    “二十箱弹链。”霍夫曼指着墙边一排沉重木箱，“搬到三号机枪堡。你要感谢我，伯伦。搬箱子能让脑袋热起来，省得它继续长梦话。”

    红头发士兵想笑，又忍住了。

    朱伯伦问：“班长，我能不能看一眼北线调度通告？”

    霍夫曼皱眉。

    “你看那个做什么？”

    “1月3日起军管封锁。”朱伯伦说，“如果北线第七支路封锁，说明有超重货运要走那条线。那条线的桥梁承载不适合普通军列，除非他们要运很重的东西。”

    军械棚里静了一瞬。

    霍夫曼看他的眼神变了。

    不是相信。

    是一个老军士发现某个士兵忽然说出不该他说的话时，本能生出的警惕。

    “你从哪儿知道这些？”

    朱伯伦把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抛出来。

    “我父亲修过铁路。”

    “朱海是个瘸腿苦力。”

    “所以他更懂哪座桥会压断。”

    红头发士兵低低吹了声口哨。

    霍夫曼瞪了他一眼，又看向朱伯伦。

    “伯伦，我不知道你昨晚听谁在厕所里讲了什么鬼故事。但你最好记住，你是机枪手，不是参谋部的先生。参谋部让我们站哪儿，我们就站哪儿。参谋部说没有战争，我们就没有战争。”

    朱伯伦问：“如果参谋部错了呢？”

    话出口，他就知道自己急了。

    太早。

    太直。

    霍夫曼的脸沉下来。

    “那也轮不到你来纠正。”

    他走近一步，压低声音。

    “你这种人，伯伦，最该学会闭嘴。你的脸、你的姓、你的口音，已经足够让某些长官不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