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奥托沉默。

    阿贝尔医生把旧纱布揭开。伤口露出来时，奥托额头立刻冒出冷汗，却仍然咬着牙没叫。

    医生低声骂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都觉得不叫疼就能让骨头自己长回去？”

    奥托用铁冠语说了句什么。

    阿贝尔听不懂。

    朱伯伦翻译：“他说医生的手法像屠夫。”

    医生面无表情：“告诉他，屠夫至少知道从哪里下刀。”

    朱伯伦照实翻译。

    奥托竟然笑了一声。

    这一笑牵动伤口，他又痛得脸色发青。

    阿贝尔趁机把药灌进他嘴里。

    “很好，能笑就能活。”

    医生处理伤口时，奥托终于说起第三步兵团。

    他说他们团里大多数人不是狂热帝国分子。有人是矿工，有人是农民，有人是破产小店主的儿子。军官训话时说他们要为皇帝争取阳光下的位置，可士兵们私下只关心军饷、靴子、面包和回家日期。

    “我参军，是因为每月七枚银盾。”奥托说。

    朱伯伦没有打断。

    “我母亲说七枚银盾够她买煤，够我妹妹吃上白面包。征兵官说边境只是威慑，不会真打。所有人都这么说。报纸这么说，牧师这么说，车站上的牌子也这么说。”

    他停了一下，像在把某个名字从喉咙深处拖出来。

    “保罗·米勒，十七岁。他不是掉队。他是鞋底裂了，脚被冻坏，走不快。军官说不能为了一个士兵耽误整条运输线，就把他留在路边。”

    阿贝尔医生手上的动作慢了一下。

    奥托继续说：“他们给他一支没装弹的枪，让他喊救命。说如果你们靠近，就证明这段巡逻线有漏洞。”

    医务室里只剩下水滴声。

    “他喊了很久。”奥托说，“后来不喊了。我以为他死了。可我走出很远，还能听见他的手指抓雪的声音。”

    朱伯伦看着他。

    他知道这不一定符合事实。

    人在极度恐惧和愤怒里，会把听见过的声音记得比真实更久。

    但这不重要。

    对奥托来说，保罗一直在抓雪。

    那就是战争落在他身上的山。

    “我不是因为勇敢才逃。”奥托说，“我是因为害怕。如果我继续往前走，总有一天我也会被留下。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皇帝，只是为了让昂贵的大炮准时到达。”

    朱伯伦说：“你已经把消息带到了。”

    “然后呢？”奥托看着他，“你们的人也会杀我。”

    “也许。”

    “那你为什么帮我？”

    朱伯伦没有立刻回答。

    这句话如果说得太漂亮，就会变成谎言。

    他想起很久之前，母亲坐在灯下，手里剥着一只煮鸡蛋，嘴上骂他：“整天想着拯救世界，连饭都不知道吃。”

    那时他觉得这句话太普通。

    普通到不像能救任何人。

    后来他一次次死，一次次醒，才明白普通的饭、普通的灯、普通的责备，已经是世界能给一个人的最奢侈的东西。

    朱伯伦说：“因为你不是我要杀的人。”

    奥托皱眉。

    “我是敌人。”

    “你穿着敌人的制服。”

    “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真正让我们互相开枪的人，现在不在这间屋子里。”

    奥托低声重复：“让我们互相开枪的人。”

    门外传来宪兵声音。

    “探视时间结束。”

    阿贝尔医生开始收拾器械。

    奥托忽然抓住朱伯伦的袖口。

    “保罗。”

    “什么？”

    “那个被他们丢下的士兵，叫保罗·米勒。十七岁。他不该只在供词里变成一名掉队士兵。”

    朱伯伦看着他。

    “我记住了。”

    “你会吗？”

    “会。”

    奥托的手慢慢松开。

    朱伯伦走出医务室时，忽然觉得胸口很沉。

    循环最残忍的地方，不是让他反复死。

    是让他记住太多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