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二号站像一只被人强行塞满的铁箱。

    箱盖还没有合上，里面已经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一列医院车停在东侧站台，车窗蒙着白布，担架从门里一副接一副抬出来。伤员不知道来自哪场尚未公开的冲突，制服领章全被拆掉，只剩绷带上的血还保留着颜色。

    南侧货场堆着煤、面粉、铁轨、药箱和装在木笼里的军马。

    候车厅外挤满平民。

    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拖着箱子，有人把一整床被褥捆在背上。售票窗上贴着“边境客运临时取消”，人群仍不肯离开，仿佛只要站得足够久，铁路就会想起自己原本也该运送活人。

    战争还没有正式宣布。

    车站却已经先学会了怎样只替战争服务。

    朱伯伦和第七运输队沿着货场清点车厢。

    贝克准尉跟在他身后。

    “下午三点二十七分，受监控人检查第一节货车封条。”

    “三点三十二分，受监控人询问第五股道关闭原因。”

    “三点三十六分，受监控人与两名铁路工人交谈。”

    朱伯伦忍了很久，还是问：“你每次都要把‘受监控人’四个字写一遍？”

    “表格要求。”

    “直接写我的名字会省墨。”

    “名字可能写错，身份不会。”

    朱伯伦看向他。

    这句话不像一个普通宪兵会说的话。

    贝克却已经低下头，继续检查记录簿上的时间。

    第七节货车的封蜡有一道裂口。

    朱伯伦让士兵停下，叫来货场验收员。

    验收员说是低温造成的自然开裂。

    朱伯伦没有争辩，只让他把这句话写在货单背面并签名。

    验收员骂了两句，还是签了。

    监控记录第一次有了意外用处。

    当所有人都知道朱伯伦会被查时，他们忽然也不愿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一处说不清的缺口旁边。

    清点到第九节货车时，朱伯伦听见有人在站房门口争吵。

    说话的男人穿着灰呢大衣，帽檐压得很低，胸前别着中立商会的珐琅徽章。他身后站着两个护货人，脚边放着四只包铜角的样品箱。

    男人说的不是洛林语。

    是一种在海峡港口和中立国商行中常用的贸易语。

    朱伯伦曾在前史轮次里做过码头书记，也曾替那些以为换一种语言就能换掉责任的人签过货单。

    他听懂了。

    “原定价格已经作废。”男人说，“边境风险上升，运输费加三成。第一批炮闩今晚到，余款必须在卸货前付清。”

    站在他旁边的翻译听完，转向洛林军需官。

    “范德先生愿意把运输费降低三成。”她说，“不过第一批货要到两天以后才能送来。”

    朱伯伦抬起头。

    她把两个最重要的地方都翻错了。

    不是口音。

    也不是疏忽。

    她说得太平静，每一个数字都清楚得像提前写在纸上。

    军需官果然急了。

    “两天以后？”

    “是。”

    “不可能。今晚五点以前必须完成卸货。五点二十分起全站清轨，明天和后天军用股道都不接受民间货运。”

    翻译微微皱眉。

    “为什么？”

    “这不在合同范围。”

    “那么范德先生会要求滞留赔偿。”

    “没有赔偿。让他的货四点半前进站，否则在边境外等三天。”

    翻译点了一下头，又转回贸易语。

    “他接受加价三成。”她对范德说，“但货必须在四点半以前进站。今晚有最高等级军列通过，之后封轨三天。”

    范德先生脸上的怒气立即淡了。

    “这才像生意。”

    他伸出手。

    军需官也伸出手。

    两个人隔着一句完全错误的翻译握了握。

    一个以为自己拿到了三成加价。

    另一个以为自己砍掉了三成运费。

    而站在中间的女人，拿到了全站封轨时间和最高等级军列的消息。

    一名帮工少年这时弯腰去搬样品箱。

    他最多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