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外套大得像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箱子刚离地，右边铜把手突然脱开，整个重量压向他的膝盖。

    少年向旁边一躲，箱角砸在石地上。

    两名护货人同时冲过去。

    其中一个抬手就要打。

    翻译没有提高声音。

    她用贸易语对范德说：“再打一下，他会松开另一只箱子。每箱样品四十银盾，您可以自己选先损失哪一边。”

    范德立即叫住护货人。

    她又用洛林语对军需官说：“范德先生要求记录搬运工受伤。样品已经投保，若有人在军方站区受伤，保险行会连人带货一起索赔。”

    军需官本来要骂少年，听见“索赔”两个字，又把话咽了回去。

    少年扶着膝盖站在原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挨打。

    翻译把一辆空手推车踢到他面前。

    “用这个。”她说，“人的骨头不在货单里，断了没人认。”

    少年低着头，把样品箱重新放上车。

    她没有安慰，也没有再看他。

    仿佛刚才只是替一笔不划算的损失改了处理方式。

    她这才转过脸。

    朱伯伦看清她的样子。

    年纪很难判断，大概二十七八岁，也可能更年轻。深色头发收在一顶没有装饰的窄檐帽下，灰绿色长外套的袖口已经磨白。她没有戴首饰，手里只有一支细铅笔和一本边角卷起的合同簿。

    比起脸，她的眼睛更像一种工具。

    不是刀。

    是秤。

    她看一个人时，像在确认他有多重，又像在判断这份重量最终会落到谁手里。

    朱伯伦只看了她一眼，便低下头继续核对封条。

    她却已经发现了。

    也许是他听见“三成”时停下的动作。

    也许是范德说“今晚”时，他看了一眼六号股道。

    翻译合上合同簿，对军需官说：“我需要一名军方见证人确认样品箱没有进入封锁区。”

    军需官不耐烦地指向朱伯伦。

    “找那个押运兵。”

    她走过来。

    贝克准尉往前半步。

    “他正在执行军务。”

    “我也在。”女人说，“区别是我的军务按页收费。”

    她把合同簿递给朱伯伦。

    “请确认四只样品箱停留在第九节车厢外，没有装车。”

    朱伯伦没有接笔。

    “我没看见它们什么时候送来。”

    “现在看见了。”

    “只能证明它们现在在这里。”

    女人看了他一会儿。

    “你很喜欢签字？”

    “正相反。”

    “那你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签？”

    贝克的铅笔停了一下。

    朱伯伦说：“因为不喜欢的人，才更该知道它最后会落在哪张纸上。”

    女人笑了。

    那不是被逗乐的笑。

    更像一名锁匠听见门里传来正确的簧片声。

    她改写了一行说明：

    “下午三点四十六分，四只样品箱位于第九节车厢外。此前状态未经见证。”

    朱伯伦这才签下：伯伦·朱。

    女人看着那个倒写的军队姓名。

    “伯伦·朱。”

    “是。”

    “你父亲来自东方？”

    “这不在合同范围。”

    她又笑了一下。

    “塞福涅。”

    “什么？”

    “我的名字。省得你以后要问别人。”

    她把合同簿收回来，忽然用贸易语说：

    “范德先生刚才说，你看起来像一个愿意替军队付账的人。”

    朱伯伦也用贸易语回答：

    “他没说过这句话。”

    塞福涅眼里的秤轻轻动了一下。

    “很好。”她仍用贸易语说，“你果然听懂了。”

    “三成和两天，差得有点远。”

    “数字只有差得够远，别人纠正时才会说实话。”

    “你在套封轨时间。”

    “你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