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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伯伦没有再劝。

    阿贝尔医生骂了一句，转身去准备更厚的夹板。

    第二天下午四点二十分，一辆铁路检查车再次停进边境二号站。

    奥托躺在一副带轮子的窄担架上，腿被固定得几乎不能弯。塞福涅仍是军火商翻译。朱伯伦则拿着德维尔签过字的补充货单。

    索伦派来的两名宪兵一路跟在后面。

    他们没有穿灰斗篷，只在领口别着很小的银色宪兵徽章。两人不问问题，也不看货单，只死死盯着朱伯伦和塞福涅。

    调度室在站房二楼。

    从六号股道抬头就能看见两扇磨砂玻璃窗。窗内一直有人走动，门外每隔十分钟便有铁路警察经过。

    塞福涅没有靠近。

    她在站台上买了一份晚报，边走边翻。走到检查车后面时，一张折过的行李票从报纸里滑进了她手心。

    朱伯伦看见行李票背面写着三个时间：

    九点三十八分，夜班调度员下楼交钟钥匙。

    九点四十一分，接班调度员进入房间。

    九点四十五分，特别邮袋离站。

    门口没人，只有三分钟。

    塞福涅把行李票翻过来。

    纸上还压着一枚很浅的钥匙印，以及一行刚写不久的小字：

    “旧钥匙作废。新锁今日下午两点四十分装好。”

    三人隔着股道看向二楼。

    夕阳正照在那把新换的黄铜锁上。锁很亮，连一道旧划痕都没有。

    朱伯伦从口袋里取出德维尔的调令。

    签发时间是下午三点十二分。

    塞福涅也看见了。

    “我们只有三分钟。”她说。

    朱伯伦把调令折回去。

    他们还没决定来这里，那把锁已经提前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