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点七分，朱伯伦把三条封锁报告挪到地图左边，另外铺开一张没有盖过军章的白纸。

    奥托的线最先画完。从西段维修侧洞出发，经旧酒窖转进南站货场，换上中立商会锅炉检修工的衣服，再搭下午返回关境的维修车。伤兵列车虽然被取消，商会的人仍要进出边境检修水塔和信号灯；只要患者卡上不写军籍，奥托就可以被登记成装卸事故造成的腿伤。过境以后，他会先进入中立国的隔离医院，哪怕身份被查出来，最坏也只是拘留。

    “最坏？”塞福涅靠着桌沿，把那张路线看了两遍，“你从谁的嘴里听见过这个词？”她指出关境维修车没有固定时刻，商会也不会白送一个来历不明的伤员过关。司机要钱，医师要一份经得起检查的诊断，边境岗还要有人替奥托解释口音。朱伯伦问她能不能办到，她没有立刻报价，只说：“能办到和这条路安全，是两回事。先去问躺在床上的人愿不愿意。”

    德维尔听见这句话，视线在两人之间停了一下。他没有替朱伯伦下令，只给西段侧洞打了电话。阿贝尔的回答从听筒里冲出来，声音大得桌边的人都能听见：奥托昨夜才退烧，可以说话，可以坐起来，不能自己走，更不能因为有人在地图上画出一条漂亮线就把腿借给他试用。

    朱伯伦带着路线图去了西段。侧洞里比主堡冷，几张病床用旧门板垫高，床脚下各摆着一只接漏水的铁盆。奥托在最里边，身上的铁冠军服早已被剪开，换成一件不合身的灰衬衣。阿贝尔正在重新缠他的腿，听见脚步也不抬头：“十分钟。你要是让他激动，我就从你的绷带里扣。”

    “他一直这样说话？”奥托问。朱伯伦把地图搭在床边的木箱上，说阿贝尔对每个人都这样，奥托便扯了一下嘴角：“那还算公平。”

    路线图上没有写假姓名。塞福涅能弄到一张只标年龄、伤势和工种的商会转运卡，却找不到一个愿意连脸一起借出的活人。奥托先问那辆维修车经过几道岗，朱伯伦说两道；又问车上有没有铁冠军人，答案是没有。他把手指压在关境另一边的小圆点上：“到了这里呢？”朱伯伦说是中立国隔离医院，伤口稳定以后再转内地，至少不会被送回前线。

    奥托盯着那条线，看得比看自己的军饷簿还久。外面有人推过药车，车轮压到碎石，瓶子在木格里叮叮作响。等声音走远，他才说：“我不去。”

    他先问患者卡准备写什么名字。朱伯伦说第一道岗只看商会印和伤势，姓名可以等隔离医院补录；奥托便问，补录时是写奥托·雷恩，还是写一个根本没有母亲等信的假工人。朱伯伦说过境以后可以恢复真名，他摇了摇头：“那他们会得到一个铁冠逃兵，腿上有枪伤，自己说军饷被扣过。没有军饷簿，没有同班的人，也没有保罗。他们凭什么知道哪句是真的？”

    床下有一只被削去商标的木盒，里面装着他入院时剩下的东西：两枚铜子、断掉的鞋带、寄款存根，还有一颗从旧军服上剪下的铁冠纽扣。阿贝尔怕纽扣磨到伤口，原本要扔，奥托没让。他把它拿在手里转了半圈，说中立国可以把他关进干净病房，也可能给他一张新的号码牌，可那颗纽扣和军饷簿留在洛林，他过去说的每一句话就都只剩一个逃兵的口供。

    朱伯伦以为他担心中立国把逃兵遣返，便把准备好的数字说出来。商会证件只要能撑过第一道岗，进入隔离医院的机会超过一半；留在洛林，等下一轮炮击或步兵突破，伤腿会让他连转移都做不到。奥托听完问：“你算过我回铁冠那边吗？”

    那不是朱伯伦画出的三条线之一。奥托却已经想过：铁冠试探部队每次后撤，都会把能抬走的伤员送到灰岭后的野战救护站；战俘和无法确认归属的人另装一车，沿北侧慢线送回军团医院。他认得收容队的袖章，也知道伤兵点名时军士先问部队、再问伤处，最后才查军牌。只要拿回那件沾血的旧军服，腿上的伤反而比一张假患者卡更能说明身份。

    他的旧军服还锁在宪兵证物柜，右肩缺一块布，胸前的团号却在。奥托让朱伯伦别洗上面的血，也别补洛林医生剪开的裤腿。一个逃回来的伤兵若穿得比离开时整齐，收容军士反而会先叫宪兵；至于军牌，他不打算伪造，原来的牌已经在铁冠名册上标成失踪，正好能解释为什么几天没有归队。

    “他们也知道你逃了。”朱伯伦把地图转过来，指着铁冠壕沟与灰岭之间那段没有遮蔽的地面，“你的审讯记录可能已经送到对面。就算混过收容队，宪兵还会点第二遍名。”

    “所以不能装成没逃过。”奥托说得很干脆。他打算说自己被洛林人抓走，趁炮击逃回；伤口、拆掉的夹板和军服上的血都是真的。至于审讯记录，他知道军团宪兵最先问什么，也知道该用哪一句铁冠脏话骂洛林的医生。朱伯伦说脏话不能证明忠诚，奥托看了看正在门外洗手的阿贝尔：“忠诚也不能。可军士听见一个伤兵先骂伙食，再骂军饷，通常会让他把水喝完以后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