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重不重由秤决定，带不带由她决定；霍夫曼则隔着电话补了一句：“名字由我决定。”两人没有达成什么友好协议，只是各自把桌面的一半划到自己手边。

    十二点五十八分，灰岭方向终于又亮了一次。哨兵只来得及喊出方位，黑弥撒第十发便落在北侧旧营房与军邮库之间。主堡像被人从地底托了一下，窗板向内鼓起，桌上的纸全跳离木面。书记员扑住点名簿，塞福涅按住对照表，朱伯伦抓住的却是那六只军牌袋；封口的麻绳勒进指缝，最边上一只仍滑到了地上。

    电话线断了不到半分钟。重新接通时，霍夫曼没有问主堡有没有受伤，先报三号堡无新增伤亡，又让电话员记下第十发时间。远处军邮库的屋顶已经塌了一角，幸好跨境邮袋上午被扣查后都搬去了南区，库内只剩退件与旧表。两名军邮员从灰里爬出来，一个额头擦伤，另一个还抱着装家属地址的木盒。

    受伤军邮员名叫让·科莱，平时只负责给信封盖戳。书记员下意识要把他写进“轻伤一人”，送车来的年轻士兵却从桌边抽出空白联系卡，问清全名、值勤位置和木盒是否保住，再把时间补到霍夫曼送来的草表后面。没人等霍夫曼批准，电话接通以后也只请他核对格式。老军士听完说：“名字对，先送医务点。别让他为了证明自己伤得不重，继续站在塌屋顶下面。”

    那只木盒让朱伯伦放弃了“只带索引”的办法。索引不能独自证明任何事，完整原件也不可能全压在一个人背上。他们改为按班组抄姓名与军饷状态，由接班者和军需窗口各签一次；伤亡细节仍分散保留，塞福涅的对照表只写能够相互找到的编号，不把所有地址和堡位重新集中起来。

    家属地址另抄进尚未封口的军饷信封，医务状态则跟着伤员转运牌走。这样做仍会丢页，也可能有人在路上把信烧掉，可三号堡整本点名簿即使留在废墟里，名字也不会只剩一条出路。塞福涅要求每份对照编号故意少写最后一位，只有军需、医务和班组三处放在一起才能补全，免得代理人抓到一只信封便顺藤摸到所有人。

    霍夫曼听完修改，仍不满意：“谁负责把名单送出去？”朱伯伦说可以安排一名书记员随证据线行动，老军士问这名书记员认不认识三号堡每一个错写的外号，会不会在军官要求删掉逃兵、失联者和临时搬运工时争到底。电话旁的年轻书记员脸涨得通红，却没敢说自己会。

    “我认得。”霍夫曼说。德维尔拿过听筒，提醒他三号堡在接到换防命令以前不得擅离，霍夫曼回答自己没有擅离的打算，“换岗以前我守枪，换岗以后我守名字。您若不换，我就把每一班的名单交给接班的人，直到有一个人能走。”

    德维尔没有批准，也没有把这句话当成请战。他只命令书记室为名单另开一份转运责任页，不准再写在塞福涅的附件栏里。朱伯伦把纸上的三条线向下挪，为霍夫曼空出位置，刚画到一半便发现第四条线会与奥托返回铁冠的慢线共用北侧涵洞。

    地图上终于有了普通士兵的名字，却再也放不下三条互不相碰的漂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