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在十二点四十分收到突围初稿。送纸的传令兵刚到三号堡就挨了训，因为他把路线图卷进弹链箱，险些让机枪副射手把它连同油布一起扯开。霍夫曼把纸摊在装砂的木箱上，只看了三个名字，便让电话员接主堡。

    “名单走哪条？”他没有问谁先走，也没问三号堡什么时候撤。朱伯伦隔着电话说，霍夫曼保存的伤亡原件先拆成两份，一份留在德维尔的指挥日志，另一份随塞福涅的证据线送出去；普通士兵名单页数多，可以挑出与军火账直接有关的部分，其余作为附带材料——

    “不是附带。”霍夫曼打断他，说完便把听筒交给电话员，让主堡等着。他要换岗以后亲自过去。

    朱伯伦等了二十六分钟。霍夫曼没有按他说的“亲自”来，三号堡正缺一名射手，他只让人推来一辆装空弹箱的小车。车上放着点名簿、伤亡草表、六只封好的军牌袋和一捆尚未寄出的家属通知，最上面压着他的短笺：我离不开炮位，东西可以。你若仍觉得它们是附件，就先念完再决定丢哪一页。

    书记室的长桌不够放。塞福涅把旧咖啡杯和封蜡移到窗台，解开绳结，纸立刻铺了半张桌子。三号堡的点名簿并不整洁，同一个人可能在值勤页、军饷页和医务页上出现三次；有些姓名后面画着圆，有些压着指印，还有一页被血浸过，干透以后粘住了下一张。

    朱伯伦从第一页开始念。马塞尔，机枪传令兵，替五号堡送过旧击针；勒内，副射手，参加第二轮复检；埃米尔，电话兵，左耳因爆炸暂时失聪；再往后是北侧观察壕失踪的六个人。念到保罗·瓦兰时，负责送车来的年轻士兵纠正：“他母亲住南河村，不是南河镇。军邮写错过一次，钱退回来了。”

    塞福涅抬头问他为什么知道。年轻士兵挠了挠满是枪油的头发，说自己和保罗睡上下铺，退回来的汇款单是他帮忙念的。她没有夸他记性好，只把地址旁的“镇”刮掉，写成“村”，又让他在改动边画一个斜杠：“你的记性也要留下名字。否则以后有人会说，是我替保罗改的。”

    再往下还有几个不在正式点名簿里的人。旧隧道的铁路工按天领钱，没有军籍；南区学校的两名搬运妇人只在药箱签收页上按过指印；马蒂厄被临时调去查货以后，原班组已经把他写成离岗，军需窗口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如果只挑与军火账关系最直接的人，这些名字最容易被减掉，因为他们连一栏完整的身份都凑不齐。

    一页名单还没念完，三号堡电话又接进来。霍夫曼问他们丢了几张，朱伯伦回答一张也没有。老军士在那头哼了一声：“因为你现在坐在桌边。真到了撤的时候，担架占地方，水占地方，子弹也占地方。有人会看着这一捆纸说，里面多数人已经死了，死人不渴。”

    “所以要减轻。”朱伯伦提出把重复页改成索引，只保留姓名、状态和原记录位置。霍夫曼问原记录若留在塌掉的堡里，索引还能指给谁看；若只带姓名，边境司令部又可以说这些人从没在洛林服役。朱伯伦让军饷窗口为每个班组盖章，霍夫曼立刻反问：“窗口的人要是先走呢？”

    塞福涅听得不耐烦，将铅笔往桌上一扔：“你们两个准备靠电话把每一张纸吵过边境？”她把资料分成三堆：能够证明服役的点名与军饷，能够证明伤亡的医务与现场记录，以及能够把坏件批次、保险赔付和具体伤亡对上的材料。前两堆对家属有用，第三堆对报馆、工会和法庭有用，去处并不相同。霍夫曼说正因如此，不能把前两堆塞在第三堆后面；她回答自己也没准备替一摞纸当骡子，“要带可以，先决定谁来核验，谁来抄，谁被抓以后另外两份还剩什么。”

    朱伯伦把三堆分别称重。最轻的对照表不到半公斤，完整点名、医务和军饷记录加起来却有六公斤，还不算防潮油布。塞福涅说六公斤本身不算什么，麻烦在于这些纸必须保持页码、封口和改动痕迹，一旦拆给十个人，每个人都可能带着一页无法单独证明来历的纸。霍夫曼在电话那头听完，只问：“一箱弹链多少公斤？”书记员回答二十二，他便说：“那就别告诉我六公斤已经重得带不动。告诉我，你们准备为谁腾出六公斤。”

    霍夫曼没有被她的语气激怒。他让电话员拿出三号堡当天的弹药交接单，随口念了两个名字，主堡这边便从点名簿和军饷页中找到相同签字。两个普通士兵只经手过弹链，从未参加夜校，也不懂保险，可如果军械处以后否认坏击针曾被送进堡里，他们的交接记录就是最早的一环。

    “你们账上写一箱坏东西值多少钱，”霍夫曼说，“我这边写谁把它装进枪，谁在它坏的时候趴在后面。少一边都能撒谎。”塞福涅拿回铅笔，在第三堆上多画了一道线：“这句话值一辆车的位置。纸不一定值。”

    她随即从整捆记录中抽出十几页，要求书记员做一份伤亡与批次对照表，不只列阵亡者，也列因为枪械失灵而被迫暴露、转移或丢失阵地的人。朱伯伦提醒她这会让证据线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