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午，伊琳在茶水间收到了严工的第三封邮件。

    茶水间很小。一张灰色台面，一把电水壶，几袋速溶咖啡。墙上钉着两张纸。严工的第一张便条钉在左上方，字迹潦草，纸的边角有点卷。第二张在左下方，比第一张新一些。中间空着，两张纸之间隔了大约四指宽的距离。

    打印机在走廊尽头那间小屋里。它每次打印前都要空转几秒，声音像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伊琳拿着那张纸从走廊走回来的时候，纸的右下角有一道轻微的折痕。打印机里的滚轴最近开始对不准位置，纸出来的时候会歪一下。她没有抚平那道折痕。

    她把纸摊在台面上。

    严工邮件的标题是“路过”。正文只有四段。

    第一段说他前天又骑车经过那条街。灰白色的小楼还在。窗户里的窗帘没有拉开。门口的凤凰树被修剪过了——剪得很整齐，剪下来的枝条堆在树根旁边，已经晒干了。枝叶叠在一起，颜色从浅棕变成深褐。修剪这件事发生在上周三，他在邮件里写明了日期。

    第二段说隔壁修空调的人告诉他，这栋楼的租约还有两年。修空调的人蹲在门外抽烟，随口说的。严工问他要了一支烟。两个人站在树荫下抽了一会儿。修空调的人说这座楼的线路和普通民居不一样，用电量很大，应该是有什么设备在里面。但他在隔壁待了三天，没看到人进出。那三天里唯一的变化是——周四下午，有辆货车停在门口，两个人从楼里搬了几台设备出来。设备不大，一个人就能抱起来。搬完之后，两个人锁了门，上了货车，开走了。修空调的人没看清车牌。

    第三段说他又去问过隔壁的另一家店。一家卖五金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她在这条街上做了十七年生意。严工问她那栋楼的事。她说你们找那些人啊，他们上个月就不怎么来了。以前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晚上灯亮到很晚。上个月开始，来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一周，只有一个人来过。来了两次。第一次待了大概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搬走了一箱东西。第二次待了不到半小时，出来的时候锁了门。锁是新的。

    第四段只有一句话。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继续做。但那个修空调的人说了一件事——上周五开始，这条街的用电量下降了。他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店里的电表和那栋楼用的是同一条线。总用电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还在用。只是少了。”

    伊琳把这张纸钉在了墙上。在第三张和第二张之间，她留的距离比前两张之间略窄一些。三张纸现在排成一列。从上往下依次是：门锁了，招牌还在。招牌没有了，锁换了新的。窗帘拉着，人在减少，用电量下降了三分之一，租约还有两年。

    她没有在纸上写字。没有划线。没有标注时间。

    她退后一步，背靠着茶水间的另一面墙。墙是水泥的，刷了一层很薄的白色涂料。她双手交叠在胸前，看着那三张纸排成一列。三张纸，三种纸质——第一张是便签纸，第二张是打印纸，第三张也是打印纸。便签纸发黄，打印纸偏白。三张纸钉在同一面墙上，像三块不同年代的化石。

    然后她伸手拿起第三张纸旁边的笔，在纸的右下角写了两个字。字很小。铅笔。几乎看不出来。

    “能量。”

    她写完这两个字的时候，周启明刚好走进茶水间。他看了一眼墙上的三张纸，又看了一眼伊琳手里的笔。

    “用电量下降三分之一。”伊琳没有回头看他。她的声音很平。“设备在搬走。但不是一次性搬走的。是分批。搬走一部分，还能用的继续用。直到剩下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事越来越少，剩下的电越来越少。这不是突然关停。这是——”

    她停顿了一下。笔在她的手指间转了半圈。

    “这是收缩。有计划的收缩。他们知道自己要搬走。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搬走。他们有地方可以去。”

    “而且那个地方还在用电。”周启明说。

    “对。”伊琳转过身，靠着墙，和三张纸面对面。她的目光从第一张移到第三张，又从第三张移回第一张。三张纸上的内容叠在一起，不再只是三个孤立的事实。它们连成了一条线——不是直线，是一条向下走的曲线。招牌摘下的那一天，锁换新的那一天，窗帘拉上的那一天，设备分批搬走的那几天，用电量下降三分之一的那一周。这条线上的每个点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完整的研究机构正在把自己从原地拔出来，转移到别处，而转移的过程安静到只留下电表上的一个数字变化。

    “他们不是在逃。”伊琳说。“他们是在撤。撤和逃的区别是——撤有方向。”

    陈路那天下午两点准时出现在走廊里。

    硬纸板上的字又换了一次。这次的内容变了。

    原来写的是：“这不是摘要。这是全量原始数据。”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