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林远就醒了。

    不是被吵醒的——码头上安安静静的，连个脚步声都没有——是心里有事，睡不着。他在吊床上翻来覆去，左臂的伤口又开始痒了，大概是在长新肉。毛球蜷在他肚皮上，被他翻身的动作晃醒了，不满地吱了一声，跳下吊床，钻到迭戈的被窝里去了。迭戈在梦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个身，继续打呼噜，呼噜声打得跟拉风箱似的。

    林远躺了一会儿，实在躺不住了，爬起来，披上外套，走出舱门。

    甲板上很安静，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哗——哗——哗——，单调而有节奏。月亮还挂在天上，弯弯的，像一把被谁丢在天空的镰刀，银白色的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远处的码头上，几盏灯笼还亮着，橘红色的光在夜风中摇摇晃晃的，像几只困得睁不开眼的眼睛。

    平松坐在舵轮旁边，叼着烟斗，烟斗里没火——大概是怕火光被人看到，但叼着习惯了，不叼不舒服。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海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醒了？”老头儿闷声闷气地说，没有回头。

    “睡不着。”林远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甲板有点凉，坐了一会儿屁股底下就凉飕飕的，但他懒得站起来。

    “紧张？”

    “不是紧张。”林远想了想，“是……说不清。心里有事，就睡不着。”

    平松点了点头，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在船舷上磕了磕，发出清脆的声响，嗒嗒嗒，像在敲门。“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出海前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跑多了就好了，管他明天是风是浪，先睡饱了再说。”

    林远笑了:“那我跑得还不够多。”

    “不够。”平松把烟斗叼回嘴里，“等你跑够一百趟，什么都能睡着。”

    一百趟。林远算了算，从西班牙到马六甲一趟半年，一百趟就是五十年——那时候他七十八岁了，大概真的什么都不怕了。

    天边开始发白了。不是那种突然亮起来的白，是那种慢慢渗出来的白，像有人在一张黑纸上滴了一滴墨水，白色一点一点地洇开，把黑色一点一点地挤走。星星也跟着一颗一颗地暗下去，先是小的暗了，然后是大的，最后连月亮都淡了，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晕。

    码头上开始有人声了。先是几个脚夫，扛着扁担，打着哈欠，走到码头上占位置。然后是卖早点的摊贩，推着小车，摆开摊位，生火煮粥，香味顺着海风飘过来，勾得人肚子咕咕叫。再然后是一队士兵，穿着白色的制服，腰间挂着弯刀，从码头那头走过来，脚步整齐划一，嗒嗒嗒，嗒嗒嗒，像一首单调的进行曲。

    林远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咔响了几声。左臂的伤口又痒了，他隔着布条挠了挠，虽然不解痒，但挠了总比不挠好。

    “去把迭戈叫起来，”他对平松说，“该装货了。”

    平松站起来，叼着烟斗走进船舱。几秒钟后，船舱里传来迭戈的惨叫和毛球的吱吱叫声——平松大概是用烟斗敲了他们的脑袋。迭戈的惨叫声在晨光中传出去很远，惊起了几只停在桅杆上的海鸥，扑棱棱地飞起来，嘎嘎叫着，在天空中盘旋了几圈，又落下来了。

    太阳从海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码头上已经热闹起来了。

    陈近南的那批货——十箱丝绸、五箱瓷器、三箱茶叶——整整齐齐地码在码头上，用油布盖着，防潮防雨。丝绸是杭州产的，素罗缎，手感柔软，颜色鲜艳，在阳光下泛着光泽，像一条被凝固了的彩虹。瓷器是景德镇的青花瓷，胎薄如纸，画着山水人物，笔触细腻，每一件都是艺术品。茶叶是武夷山的大红袍，用锡罐装着，封得严严实实，打开盖子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茶香，混着炭火的味道，像走进了茶厂。

    水手们扛着箱子上船，喊着号子，一步一晃。阿里扛着最重的那箱瓷器，青筋暴起，汗流浃背，但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踏得很实。哈米德跟在后面，扛着一箱丝绸，轻一些，但箱子大，挡着视线，走起来歪歪扭扭的，像一只喝醉了酒的企鹅。迭戈站在船舱门口，手里拿着账本，一样一样地清点，嘴里念念有词，毛球蹲在他肩膀上，也看着那些箱子，吱吱叫着，好像在帮着数数。

    林远站在船头，看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想着还有一件事没做。

    不，不是一件事——是一个人。

    他往码头那头看了看，人群里没有那抹淡绿色。他往会馆的方向看了看，石板路上也没有。他往茶棚那边看了看，坐着的都是些粗壮的脚夫和穿白袍的商人，没有一个穿襦裙的姑娘。

    妈的，她说不来就不来了？昨天还说“我等你回来”，今天连送都不送一下？

    他心里有点失落，但面上没表现出来。他转过身，准备去船舱里检查一下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