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林远把该准备的东西翻来覆去检查了七八遍——玉米棒子挑了最饱满的，红薯选了最大的，连包裹的布都换了三块，第一块太花哨，第二块太素净，第三块是陈婉儿从箱底翻出来的淡青色棉布，不艳不俗，刚好。短到一眨眼就到了赴约的日子，第三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脑子里像有一窝蜜蜂在嗡嗡地飞，怎么都静不下来。裂缝还是那条裂缝，从床头延伸到床尾，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但今天他看着那条裂缝，觉得它不像河流了，像一张嘴，一张在问他“你准备好了吗”的嘴。

    陈婉儿还在睡，呼吸均匀，脸红扑扑的，像一朵刚绽开的玫瑰。七个月的肚子在被子里拱起一个小山包，她侧躺着，一只手搭在肚子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护着里面的宝贝。林远轻手轻脚地下床，没吵醒她，走到院子里打了一桶井水。井水冰得扎手，泼在脸上激得他打了个哆嗦，脑子清醒了一些，但胸腔里的那团堵着的东西没散，像一块棉花泡在水里，胀得越来越大。

    桂花树上的鸟还没醒，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三次。第一次吸得太猛，呛了一下，咳了半天，咳得眼眶都红了；第二次缓了一些，气顺了，但胸腔还是闷；第三次刚刚好，不猛不缓，从鼻子吸进去，从嘴巴吐出来，像一条被搁浅了很久的鱼终于被水冲回了海里。

    新衣服挂在衣架上，是陈婉儿前天去绸缎庄买的布、昨天连夜赶出来的——藏青色的湖绸，对襟，袖口绣着暗纹的云纹，领口镶了一圈黑色的包边，做工精细，针脚细密，密得像蚂蚁排着队走路。林远穿上，对着铜镜照了照，铜镜里的人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但他能看出来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精神——不是因为睡得好，是因为紧张。紧张的时候人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被擦过的玻璃珠。他把领口的盘扣扣好，又把袖口的褶皱扯平，退后一步看了看，觉得自己像个正经商人了，不像平时那个蹲在仓库门口啃烧饼的洋鬼子。

    陈婉儿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披着外衣站在他身后，头发乱得像鸟窝，嘴角还有一道口水印子。她帮他把腰间的丝绦系紧了一些，又把领口的盘扣重新扣了一遍——他扣歪了一颗，自己没看出来。退后一步看了看，点了点头。

    “行，像个正经人。”她说。

    “我本来就是正经人。”林远说。

    陈婉儿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她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动作很轻，像蝴蝶落在花瓣上，然后退后一步，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轻声说：“去吧，别紧张。总督也是人，又不是老虎。他要是凶你，你就想想我，想想孩子，就不怕了。”

    林远握住她的手，手心有点凉，不知道是她的还是自己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松开手，拿起桌上的那个淡青色包袱，包袱不大，但沉甸甸的，里面装着几根玉米棒子和几个红薯，玉米须子从包袱缝隙里探出来，黄褐色的，像老人的胡须。

    迭戈抱着毛球站在院门口，一人一猴都穿戴整齐。迭戈穿了一件新做的蓝色短褂，是陈婉儿前几天让小红给他做的，料子是细棉布，穿在身上像换了个人，不像平时那个邋里邋遢的跟班了。毛球头上戴了一朵新花，今天是红色的，陈婉儿说“红色喜庆，见总督吉利”。毛球的脑袋上顶着一朵大红绢花，看起来像个要去唱戏的小丑，但它自己很满意，挺着胸脯蹲在迭戈肩膀上，尾巴卷得紧紧的，像一根绷紧的弹簧。

    “哥，我跟你去。”迭戈说。

    “你去干嘛？”

    “我去帮你壮胆。”迭戈一本正经地说，“你一个人去，万一腿抖了没人扶。我在后面看着，你腿一抖我就咳嗽，你一听到咳嗽就站直了。”

    林远想说你去了我更紧张，但看到迭戈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这弟弟，从西班牙一路跟到广州，风里来浪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他点了点头：“行，去吧。但别说话，别惹事，站在院子里等，别进正堂。”

    “我保证不说话。”迭戈用手在嘴上比划了一个封条的动作，手指在嘴唇上压了压，像是在贴封条。毛球也跟着用爪子捂住嘴，吱了一声，然后捂得更紧了，爪子压在脸上，把鼻子都挤歪了。

    从双槐巷到总督府，走路要小半个时辰。林远没坐轿子，没骑驴，走着去。他想在路上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再过一遍——玉米的数据、红薯的数据、种植的方法、推广的步骤，一样一样地排好序，像士兵列队一样整整齐齐。但走了半天，脑子里还是嗡嗡的，像一锅煮开了的粥，什么都想不进去，光顾着紧张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那种细微的、像被风吹动的树叶一样的抖。他把手塞进袖子里，握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了一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