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府在城北，占地极广，灰墙黑瓦，门前两座石狮子，张着大嘴，露出两排石牙，威风凛凛的。石狮子身上有青苔，从脚底一直爬到肚子上，看起来像是穿了一件绿色的围裙。门口站着八个护卫，穿着崭新的军服，腰里别着刀，站得笔直，像八根栽在地上的木桩。他们的脸都被南方的太阳晒得黝黑，有的还长着青春痘，但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像是在参加谁的葬礼。

    迭戈抱着毛球站在巷口的槐树下，不敢靠近，远远地朝林远挥了挥手，嘴巴动了动，没出声，但林远看口型知道他说的是“哥，加油”。毛球也挥了挥爪子，红花的影子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林远走到门口，还没开口，一个护卫就伸手拦住了他。护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头红棕色的卷发上停了两秒，又在他怀里的包袱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

    “什么人？”

    林远从袖子里掏出郑方送来的那封信，双手递过去，腰微微弯了弯，姿态恭敬但不卑微：“在下林远，奉总督大人之命前来拜见。”

    护卫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印章——刘大夏的私印，朱红色，方方正正，印文是“大夏”两个字——态度立刻变了，从“拦路的门神”变成了“引路的小厮”。他侧身让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手臂伸得笔直，像一根路标。“林船长，请跟我来。总督大人在后堂等您。”

    林远跨过门槛，跟在护卫后面。总督府比他想象的大得多，院子套院子，回廊连回廊，青砖铺地，花木扶疏，处处透着官家的气派但不过分奢华。院子里的桂花树比双槐巷的老榕树还粗，树冠遮天蔽日，把半个院子罩在阴凉里。树下种着一丛丛的兰花，叶子碧绿，花苞淡黄，空气中飘着若有若无的兰花香。他走得很快，脚步急促，像怕迟到了似的，实际上时间还早，但他就是想快点走到，快点见到，快点把这块石头从心里搬走。

    护卫把他领到后堂门口，通报了一声，侧身让开。林远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跨过门槛。

    后堂不大，但布置得很素雅。正中间摆着一张花梨木的长桌，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布上没有任何花纹，素净得像一张白纸，边角被熨得服服帖帖，连一个褶子都没有。靠墙放着几把椅子，椅背上没有雕刻，光溜溜的，漆面是哑光的，不反光，不刺眼。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清慎勤”三个大字，字迹端正，笔画有力，落款是“刘大夏”，旁边没有印章，只有一行小字——“自勉”。三个字，九个笔画，每一笔都像是用刀刻上去的，不是写上去的。

    刘大夏坐在长桌后面，正在看一本厚厚的账册，手里拿着一支毛笔，笔尖悬在纸上，半天没落下。他没有穿官袍，穿了一件灰色的便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方巾，看起来不像一个从一品的大员，倒像一个在家读书的老秀才。他六十多岁，瘦削，花白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下巴的轮廓棱角分明，像刀削出来的。眼神锐利得像鹰，但嘴角的弧度是柔和的，像一条弯弯的河流——不汹涌，但很深。

    他看到林远进来，放下毛笔，合上账册，靠在椅背上。目光穿过门口落在林远身上，在他的红头发上停了一秒，在他的蓝眼睛上停了一秒，在他怀里的包袱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惊讶，没有好奇，没有审视，只有一种“我知道了”的平静，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进来。”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沉，像石头落进深水里，咚的一声，涟漪不大，但能传到很远。

    林远跨过门槛，走到长桌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腰弯得很深，几乎跟地面平行。这是陈婉儿教他的——在大明，见大官要弯腰，腰弯得越深，表示越恭敬，但不能弯到九十度以下，那是跪拜，不是行礼，反而显得卑微。

    “草民林远，拜见总督大人。”

    刘大夏没有说话。沉默持续了大概有半盏茶的功夫，林远弯着腰，不敢直起来，后腰的肌肉开始发酸，从酸变成胀，从胀变成疼，但他不敢动。他能感觉到刘大夏的目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不锋利，但很重。

    “起来吧。”刘大夏终于开口了，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就是那个西班牙来的商人？听说你娶了中国媳妇，在广州安了家？”

    林远直起腰，站直了，点头：“是。草民娶了泉州陈家的闺女，在城西双槐巷买了宅子，在广州住了快半年了。”

    刘大夏嗯了一声，目光移到林远放在桌上的淡青色包袱上。他伸出手，手指细长，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常年握笔的手。他在包袱上点了一下，问：“这就是你说的玉米和红薯？”

    “是。”林远解开包袱，从里面拿出几根玉米棒子和几个红薯，摆在桌上。玉米棒子是昨天刚从地里掰的，苞叶还是绿的，须子还是黄的，新鲜得像刚从梦里醒来的早晨。红薯是前天挖的，皮上还带着泥土，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