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水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

    码头上，人群沸腾了。

    不是那种慢慢的、一点一点热起来的沸腾，而是那种“哗”一下炸开的、像一锅被煮开的粥突然溢出来的沸腾——所有人都看到了，圣玛利亚号领先，而且越拉越远。海安号在后面追，但追不上，像一只跑累了的老狗，伸着舌头，喘着粗气，眼睁睁看着前面的兔子越跑越远。

    “林船长要赢了！”有人喊了一声，声音尖锐得像哨子。

    “林船长加油！”另一个声音跟着喊。

    “冲啊！冲啊！冲啊！”

    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齐，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过来，拍在码头上，拍在栈桥上，拍在每个人的心上。卖烤饼的商贩忘了翻饼，饼烤糊了，冒出一股焦味，但他顾不上，踮着脚尖往港口方向看。脚夫们把麻袋往地上一放，站在上面，伸长脖子，像一群被拎着脖子的鸭子。几个孩子从人群中钻出来，跑到栈桥的最前面，挥舞着手中的树枝，喊着“冲啊冲啊”。

    苏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是那种慢悠悠的、扶着扶手站起来的站，而是那种“啪”一下弹起来的、像屁股底下装了弹簧一样的站。他手里的果汁洒了，泼在金色的长袍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记，但他顾不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艘越来越近的船。

    “好！”他喊了一声，声音大得像打雷，把旁边的哈桑吓了一跳，手里的水果盘差点飞出去。

    陈婉儿的手在发抖。不是那种轻轻的、微微的抖，而是那种剧烈的、像被电击了一样的抖——手帕从她手里滑落，飘在空中，被风吹起来，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晨光中飞舞了几下，落在栈桥的木板上。她没有去捡，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艘船，盯着船头那个红头发的人影。

    “小姐，”小红的声音在发抖，“林船长要赢了。”

    陈婉儿没有说话。她的嘴唇在哆嗦，眼眶红了，红得像天边那片被朝阳染红的云。她的手指绞着衣角，把淡紫色的襦裙绞出了一道道褶皱，指节泛白，但她没有松开。

    近了。更近了。圣玛利亚号的船头已经冲进了港口的入口，船身像一把刀，切开了港口平静的水面。海鸥从桅杆上飞起来，在天空中盘旋，嘎嘎地叫着，像是在庆祝。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一束一束的，像一把把金色的剑，插在海面上，插在船帆上，插在每个人的眼睛里。

    五十米。

    三十米。

    十米。

    圣玛利亚号的船头冲过了栈桥的终点线。

    码头上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不是那种客气的、礼貌的鼓掌，而是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像要把嗓子喊破一样的欢呼——脚夫们把帽子扔到天上，商贩们把烤饼扔到天上，孩子们把树枝扔到天上，连那几个下棋的老头都把棋子扔到了天上。白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棋子在空中飞，像一群受惊的鸟，扑棱棱地飞了几下，落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

    卖赌票的小贩从木箱上跳下来，脚崴了一下，但他顾不上疼，举着那块木板，喊：“林船长赢了！林船长赢了！押林船长的来领钱！快来领钱！”

    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过去，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在笑，有人在叫，有人在拍手，有人掏出赌票挥舞着，像一面面小旗在风中飘动。

    苏丹哈哈大笑，笑得肚子上的肉一颤一颤的，金色长袍上的金线在阳光下乱晃，像一堆在跳舞的蚯蚓。他转过头对哈桑说：“这个西班牙人，有意思。传我的话，赏他一百金币。”

    哈桑弯腰行了个礼，转身去传令。

    林远站在圣玛利亚号的船头，浑身发抖。不是怕，不是冷，是激动——激动得像他前世第一次拿到工资、第一次买房、第一次当上项目经理时的那种激动，但比那所有的一切加起来还要强烈一百倍。他的腿软得像两根煮过的面条，手在抖，嘴唇在抖，连睫毛都在抖，但他的嘴角翘着，翘得比码头上的桅杆还高。

    “哥！”迭戈从船舱里冲出来，抱着毛球，一人一猴都在发抖，都在笑，都在哭——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鼻涕。“赢了！赢了！”

    毛球从他怀里跳出来，跳到林远的肩膀上，用脑袋蹭他的脸，吱吱叫着，声音尖锐得像哨子，尾巴翘得老高，像一根竖起来的天线。

    平松叼着烟斗走过来，烟斗里的火星子还在闪，但他的眼睛里有水光——不是海水，是眼泪。他伸出手，拍了拍林远的肩膀，手掌很重，像一块砖头拍在肩膀上，但这一次，林远觉得那块砖头轻了不少。

    “哥伦布，”他闷声闷气地说，“你赢了。”

    “我们赢了。”林远说。

    平松看着他，看了两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