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

    林远坐下来，把包袱放在桌上。刘大夏扫了一眼在座的众人，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沉，压住了所有的窃窃私语。

    “诸位，这位就是本督跟你们提过的林远，西班牙来的商人。他带来两种作物，叫玉米和红薯，在本督后院的菜地里试种了几个月，长势喜人。”他顿了顿，环顾四周，“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听听他怎么说的。你们有的是管农事的官，有的是种地的老农，有的是做粮食生意的商人。你们听了，觉得可行，本督就推广；觉得不行，本督就当没这回事。”

    众人纷纷点头，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林远身上。

    林远站起来，抱拳行礼，然后从包袱里拿出玉米和红薯，摆在桌上。他先拿起一根玉米，剥开苞叶，露出金黄色的玉米粒，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

    “诸位大人，这就是玉米。原产美洲，亩产五百斤以上，高的能达到七八百斤。不挑地，山坡旱地都能种。种下去，四个月收获，一年能种两季。能当粮食，能当菜，能磨成粉做饼，能煮粥，能酿酒。”

    一个穿青色官袍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看着林远，目光里带着审视。“你说亩产五百斤以上，有证据吗？”

    林远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刘大夏上次没还给他，他重新整理了一份，把数据写得更加详细——翻开，递过去。那人是广东布政使司的参议，姓周，管农事的，看数据看得格外仔细，一页一页地翻，眉头一会儿皱一会儿松，嘴巴微微动着，像是在默算。翻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还给林远，点了点头，坐下了，没再说话，但他的表情已经从“不信”变成了“待验证”。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一根玉米棒子，放在手心里掂了掂，又掰了一粒放进嘴里嚼了嚼，眉头动了一下。他又拿起一个红薯，掰开，看了看里面的颜色，闻了闻，也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完之后，他转过身，面对刘大夏，抱拳行礼。

    “总督大人，老朽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这东西。但老朽能看出来，这东西能吃，好养活，不挑地。沙地、旱地、山坡地，都能种。老朽愿意试试。”

    刘大夏点了点头，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林远又拿起那个红薯，掰开，露出金黄色的瓤。“这是红薯，亩产比玉米还高，能到六七百斤。不挑地，沙地、黄土地、红土地，都能长。种下去，几个月就能收。能当粮食，能喂猪，能做粉条，能酿酒。最重要的是——红薯耐旱，遇上旱年，别的庄稼颗粒无收，红薯还能收个三四成。”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在座的没有不知道旱灾的——广东虽然有珠江灌溉，但山区年年都有旱情，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如果红薯真能在旱年还能收个三四成，那救的不是一村一县的人，是成千上万条命。

    一个胖胖的商人站起来，穿着绸缎袍子，手指上戴着好几个金戒指，一看就是做粮食生意的。“林船长，你说的这个红薯，晒干了能存多久？”

    “晒成红薯干，存放得当，能存一年不坏。磨成红薯粉，能存两三年。”

    商人眼睛一亮，坐下了。

    刘大夏靠在椅背上，听得很认真，一言不发，但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嗒、嗒、嗒，节奏比上次快了一些，像是在弹一首轻快的小曲。他看着林远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看着那些官员、老农、商人的表情从怀疑变成认真，从认真变成信服，嘴角的弧度一点一点地增大。

    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有人问种植方法，有人问病虫害，有人问储藏，有人问运输，有人问价钱。林远一一作答，有问必答，答不上来的就老实说“草民也不知道，得试了才知道”。他的坦诚反而让在座的人更加信任他——一个番商，不远万里来到广州，种了玉米红薯，收了，吃了，然后把种子献给朝廷，不求名不求利，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他什么？

    散会的时候，刘大夏把林远留了下来。其他人陆续告辞，正堂里只剩下两个人。刘大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不烫了，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品，又像是在想事情。

    “林远，”他放下茶杯，看着林远，“你知道本督为什么这么看重玉米和红薯吗？”

    林远想了想：“因为能填饱肚子。”

    刘大夏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填饱肚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顿了顿，站起来，负着手走到窗前，“本督在广东十几年，走过很多地方。粤北的山里，百姓一年有大半年吃杂粮，不是不想吃米，是种不了。粤西的旱地，十年九旱，百姓把种子埋下去，跪在地里求雨，求不来，就饿肚子。粤东的沿海，地是咸的，种什么都不长，百姓只能靠打鱼为生，鱼打不上来，也饿肚子。”

    他转过身，看着林远，目光里有一种林远从未见过的光——不是官威，不是精明，而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