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到北京，押着八百多名俘虏走了一个多月。不是不快走，是走不快——俘虏们拖着脚镣，一天走不了三十里，走快了就摔倒，摔倒了就趴在地上不肯起来，得用鞭子抽才肯爬起来。林远骑在马上，看着这支长长的、灰扑扑的队伍，心里五味杂陈。这些人从葡萄牙漂洋过海来东方，想在别人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现在却拖着铁链走在大明的官道上，像一串被串起来的蚂蚱。可恨吗？可恨。可怜吗？也可怜。

    阿尔瓦雷斯被关在一辆特制的囚车里，木头笼子，铁条加固，外面还蒙了一层铁皮，连个缝都没有。每天只给他两顿饭，一顿稀粥，一顿干粮，饿不死但也吃不饱。他的金发已经打了结，脏得像一团稻草，披风早没了，衣服破成了布条，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乞丐。但他不喊不叫，每天坐在笼子里，看着窗外的风景，偶尔哼几句葡萄牙民谣，调子很慢，很悲伤。

    迭戈抱着毛球走在队伍前面，一人一猴都晒得黝黑，毛球的毛被晒得褪了色，从深棕色变成了浅棕色，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抹布。它的头上又戴了一朵花，是陈婉儿出发前给它戴的，大红色的，花瓣已经蔫了，耷拉着，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迭戈比出发前瘦了一圈，但精神头不错，走路带风，一边走一边跟毛球说话，毛球吱吱叫着回应，像两个在聊天的老朋友。

    “毛球，你说咱们到了北京，皇上会不会赏咱们点啥？”

    毛球歪着脑袋想了想，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赏你一顿板子”。

    迭戈一巴掌拍在它脑袋上，毛球捂着脑袋吱吱叫，从他肩膀上跳下来，跑到林远马腿旁边蹲着。

    一个多月后，队伍到达北京。消息比他们早到了三天，朝野震动——十二艘葡萄牙船，一千二百人，一百五十门炮，被怀远伯和广东水师一举全歼，指挥官阿尔瓦雷斯被生擒。这在大明朝是开国以来头一遭。以前倭寇来了，能打退就不错了；葡萄牙人比倭寇厉害得多，竟然被全歼了。

    朝堂上，皇帝接到捷报，龙颜大悦，当场下令让林远把人押到午门前献俘，让京城百姓都看看。献俘那天，京城万人空巷，从正阳门到午门，挤满了人。街道两旁，老百姓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有的骑在墙头上，有的爬上了树，有的站在房顶上，密密麻麻的，像一群停在电线上的麻雀。官兵们拿着长矛维持秩序，但根本挡不住，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

    林远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穿着一件簇新的大红官袍，补子上绣着麒麟，腰间系着御赐金牌，头上戴着乌纱帽。他在马上坐得笔直，目不斜视，但手心全是汗，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不是怕，是紧张——这场面太大了，比他在广州面圣的时候还大。身后是一队队的水师官兵，押着葡萄牙俘虏，俘虏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拖着脚镣，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像一群被赶进屠宰场的羊。再后面是囚车，阿尔瓦雷斯坐在里面，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路上的百姓看到那些红头发绿眼睛的俘虏，有的扔菜叶子，有的扔臭鸡蛋，有的骂骂咧咧。一个老太太从篮子里掏出一颗大白菜，抡圆了砸在一个葡萄牙俘虏的脑袋上，菜叶子炸开，俘虏晃了晃，没倒。老太太还不解气，又掏出一根胡萝卜，瞄准了扔过去，砸在另一个俘虏的后脑勺上，俘虏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瞪回去：“看什么看？红毛鬼子！”

    林远骑在马上，嘴角抽了一下，忍住了。

    队伍过了正阳门，过了大明门，过了承天门，到了午门。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也是举行献俘大典的地方。门洞大开，广场上站满了文武百官，穿着各色官袍，补子上绣着飞禽走兽，红的、青的、蓝的、紫的，像一排排色彩斑斓的雕像。皇帝坐在正中间的高台上，穿着杏黄色龙袍，头戴翼善冠，面如冠玉，眉目清秀，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刘瑾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拂尘，三角眼眯成了一条缝。

    林远翻身下马，走到指定的位置，跪下，双手撑地，额头触地，动作标准得像排练了无数遍的舞蹈。

    “臣林远，奉旨献俘，葡萄牙舰队指挥官阿尔瓦雷斯及以下官兵七百九十六人，尽数押到。请陛下验看。”

    皇帝站起来，走到高台边上，看着那些跪在广场上的葡萄牙俘虏。黑压压的一片，像一块灰色的地毯铺在金砖地面上。他看了好一会儿，转身看着林远，嘴角的弧度更大了。

    “怀远伯，你又立了大功。”皇帝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广场上听得很清楚，“说，要什么赏赐？”

    林远抬起头，看着皇帝。他在路上就想好了这个问题，想过很多遍，每一遍的答案都不一样。现在皇帝亲口问出来了，他反而不纠结了，脱口而出。

    “陛下，臣不要赏赐。”

    朝堂上一片哗然。大臣们交头接耳，有的摇头，有的皱眉，有的摸胡子，有的瞪眼睛。王鏊看着林远，目光复杂；李梦阳的嘴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