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离开的第八天早上，广州港的雾散得比平时晚一些。码头上的石板地还泛着潮气，货栈门板一扇一扇卸下来，露出来的门洞边缘在晨光里泛着旧木料被反复抚摸过之后形成的暗色光泽。

    迭戈蹲在码头中段的系缆桩旁边，手里攥着一截没搓完的麻绳，正在把绳股往一个方向捻紧。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蓝色短褂，袖口那截红绳补丁被秋末的晨光照得发亮，像是被人为标记过的旧坐标。他旁边放着一只粗陶碗，碗里的粥已经凉透了，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皮。

    他听到船笛声的时候没有抬头。那声笛音拖得长，带着葡萄牙商船特有的那种尾音收束方式，跟西班牙船、荷兰船、广东本地漕船的笛声都不一样——比他听过的任何一艘船都更像一种特定的咳嗽。

    他抬起头来。

    八艘船排成一列，正在从外海方向朝码头缓缓靠拢。船体大小不一，最前面那艘大约跟南海二号差不多大，后面几艘略小一些，但船型一致，吃水线都压得低，船舷边沿挂着一排深色的防撞垫，像是经过了较长距离的航行后依然保持了船体之间的间距。船首挂的旗帜迭戈认得——深蓝色底，中央绣着一枚金色城堡纹章，跟上次那批葡萄牙使团挂的旗同一款。

    迭戈把麻绳放在膝盖上，站了起来。

    那些葡萄牙商船靠岸的时候阵仗不大。没有锣鼓，没有欢迎队伍，没有提前清场的官兵。船主们各自指挥水手抛缆绳、搭跳板，动作熟练，像是已经在海上跑了十几年，靠岸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段航程的结束。跳板搭在码头石板上的时候，一个穿着深灰色短外套、头戴扁平软帽的中年人走下来，他手里攥着一卷羊皮纸，边缘被海水泡得起毛了，卷成一筒，外层用一道细细的皮绳扎着。他站在码头石板上，侧过头朝身后的船舷看了一眼——有七八个人正从船舱里往外搬东西——然后转过身，朝栈桥方向走了几步，停住脚步，抬头四顾。

    迭戈蹲回缆桩旁边，把那截麻绳重新捻了两圈，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朝那个中年人走过去。他走到对方面前停下的时候，保持着一段不近不远的距离，说了一句，用的是西班牙语，语调里带着那种久不练习后的生涩，但发音还算清楚：你是船主？

    中年人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码头上蹲着的一个穿灰蓝短褂、袖口补着红绳的中国年轻人会开口说西班牙语。他停了一拍，然后开口用葡萄牙语回了一句，语速不快，像是在为一段跨语言的对话做适应性的调整：我是。船上的货是葡萄酒、橄榄油、呢绒和金属器皿。我们有使团开的通行文牒。

    迭戈没有去接那卷羊皮纸。他侧过头，朝货栈门口蹲着的两个搬运工看了一眼，然后转回来，说了一句，声音不高，但每个词之间的间隔均匀：海国公今天不在码头。你们先把船上的货卸下来，排队，验关，交税。按广州港的规矩来。

    中年人的手还握着那卷羊皮纸，没有收回去，也没有再往前递。他听完迭戈的话之后沉默了两息，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排队验关交税这几个词在葡萄牙语中的对应含义是否与他预期的一致。然后他把羊皮纸夹回腋下，开口说了一句，声音带着那种放松下来的、从正事状态切换到日常交流状态的松弛感：好。排队。先卸货，再找海国公。

    他朝身后的船舷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侧过头，看着迭戈，没有走回船舷，而是往船舱方向走了几步，消失在甲板边缘的阴影里。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多了一只陶罐，深褐色的釉面，罐口用一层蜡封着，边缘裹着一圈干透的细麻绳。他走回来，把那只陶罐递给迭戈，没有说话。

    迭戈看了一眼那只陶罐，又看了一眼他。他在原地蹲下，把陶罐放在石板地上，然后站直，说了一句：陶罐我收下了。你先去排队交税，完了再说别的。

    他转身走回缆桩旁边蹲下来，把那截麻绳重新捻起来，像是那段关于陶罐的对话已经被完整地接收、记录、归档，不需要额外处理。他的灰蓝色短褂袖口那截红绳补丁在从海面方向铺过来的晨光里保持着持续的辨识度。

    毛球不在码头上。它在西岸分校的桂花树根旁蹲着。

    陈婉儿站在码头上方的一家茶棚门口。她今天穿着一件秋香色的褙子，发髻绾得比平时低一些，鬓角有一缕碎发被晨风吹到了耳前。她手里端着半碗热茶，碗沿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浅金色的微光。她看着那八艘葡萄牙商船陆续靠岸，看着一个船主从船舱里抱出一只陶罐递给迭戈，看着迭戈把陶罐放在缆桩旁边的石板上。

    她看了一会儿，把碗里剩下的茶喝完，把碗还给茶棚老板，转身朝府邸的方向走去。

    林远傍晚回来的时候，那罐橄榄已经被放在灶台边沿了。迭戈蹲在灶台旁边，正在用一把小刀沿着罐口的蜡封边缘划开一道细缝，白气从缝隙里溢出来，带着一股咸酸交织的气味。他没有完全打开封口，只是划了一道缝，然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