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师傅是在入秋后第三天把最后一截铁轨铺到佛山城门口的。

    那天早晨他蹲在广州铁厂门口的轨道尽头，面前摆着一根新轧出来的铁轨，约莫两丈长，截面呈工字形，轨腰上用錾子刻着“余记铁厂?戊午年秋”八个字，錾痕深浅一致，笔画端端正正。他用手掌在轨面上摸了一遍，确认没有毛刺也没有鼓包，然后站起来，朝蹲在对面等着搬轨的四个徒弟点了点头。四个人一人抬一角，把铁轨从地上抬起来扛在肩上，沿着已经铺好的轨道往佛山方向走。

    余师傅跟在最后面，肩上搭着工具袋，袋里的扳手、道钉、锤子按大小排着，走起来叮当响。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短褂，袖口挽到胳膊肘上面，露出的小臂粗壮结实，青筋一条一条鼓着。掌心的老茧厚得发黄，指缝里嵌着黑色的铁粉和一层洗不掉的灰白痕迹。头发剪得短，贴着后脑勺，花白的发茬在秋日的日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脸上的皱纹从眼角拉到腮帮，颧骨处的皮肤被炉火烤了十几年，粗糙发红，脱了一层薄皮之后新皮颜色浅一些，斑斑驳驳地衬着。他走得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在轨道旁边的碎石路基上，脚底传来碎石粒在鞋底和轨枕之间滚动的沙沙声。

    从广州铁厂到佛山城门口，两千三百丈的距离，这一段铁轨铺了将近三年。头一年铺了八百丈，从铁厂门口铺到珠江支流的石桥旁边；第二年又铺了七百丈，从石桥铺到佛山镇外面的窑场；第三年铺了剩下的八百丈，穿过窑场，绕过两片稻田和一座低矮的土坡，最后通到佛山城门口。余师傅每一段都亲自盯着，从道钉的间距到轨枕的埋深，从轨缝的余量到路基的排水，每一处细节都用手摸过、用脚踩过、用尺量过。他前后换了三批徒弟，最早那批已经能独立铺轨了，最新那批还在学怎么用撬棍把铁轨抬到轨枕上对齐。

    午后日头偏西的时候，最后那根铁轨落进了城门口的路基槽里。余师傅蹲下来，用撬棍把铁轨的端头跟前面那根对上，两人合力把夹板螺栓拧紧，拧到扳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才停手。他蹲在接头处用手掌在轨面上摸了一遍，确认两根铁轨的顶面齐平，没有高低差，然后用道钉锤把最后几枚道钉钉进轨枕里。锤子敲在道钉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地响着，在城门口的砖墙之间来回弹了两遍才消散。

    他把最后一枚道钉钉完之后站起来，把锤子收回工具袋里，蹲下来用袖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秋日的日头偏西了，光从城楼的方向斜照过来，把整条铁轨照得泛着一层深灰色的光泽，从城门口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方向。轨面被日头照得发亮，两根铁轨并排铺着，间距均匀，道钉一颗一颗排着，像两排站得笔直的兵。

    沈万山是午后到的。

    他坐着一辆旧马车从广州城里过来，车厢的轮子在石板路上颠了一路，到了城门口的路基旁边停下来。车夫跳下来搬了一只矮脚凳放在车门口，沈万山扶着车框慢慢从车厢里探出身子，脚踩在凳子上，站了一息，然后落地。他今年六十三岁了，黑檀木拐杖的握柄被手掌磨了五年，表面泛着一层深褐色的包浆，摸上去光滑得像一块被盘了多年的老玉。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料子是厚棉布，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细密的绒，袍角处有一块补丁，针脚整齐，是陈婉儿前年给他缝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只有鬓角处还剩几根灰褐色的，被秋风吹得微微翘着。脸上的皱纹从眼角延伸到腮帮，颧骨处的皮肤松弛了一些，但腰板还是直的，拄着拐杖站在路基旁边的时候，肩膀不塌，脖子不缩，跟当年在码头上盯着货单的样子差不太多。

    余师傅从铁轨尽头走过来，在沈万山面前站定了。他比沈万山矮了大半个头，肩膀窄，但腰板挺得直，站在路基旁边的时候像一根插在地上的铁钉。他把工具袋从肩上取下来搁在地上，对沈万山说了一句：“铺完了。”

    沈万山点了点头，拄着拐杖沿着路基往前走了几步。他的步子不快，每一步迈出去约莫半步宽，拐杖的末端点在碎石路基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走到铁轨的终点停下来，蹲下身子。蹲得很慢，先弯膝盖，再弯腰，最后把拐杖搁在旁边的路基上，两只手撑着膝盖蹲稳了。他伸出手，用食指在最后一枚道钉的钉帽上叩了一下。

    道钉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声音不大，但在城门口的石墙之间弹了一下，余音短促而干净。他又叩了一下，然后直起身来，两只手撑着膝盖慢慢站起来，把拐杖重新拄在手里。他站在铁轨终点，面朝铁轨延伸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秋日的日头从城楼的方向斜照过来，把整条铁轨照得泛着一层深灰色的光泽，从城门口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方向，两根铁轨并排铺着，笔直笔直的，看不出任何弯折。

    余师傅从后面走上来，蹲在铁轨旁边，把测轨距的木尺卡在两根铁轨之间。木尺是硬木做的，尺面上刻着刻度线，他蹲在轨枕旁边把尺子的一端抵住左边铁轨的内侧，另一端搭在右边铁轨的内侧，低头看了一眼读数，然后站起来说了一句：“铺完了。全长两千三百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