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广州的第十天，海面上刮的是东南风。

    风从右后方稳稳地吹来，帆布鼓得饱满，船身被推着走，舵轮几乎不用怎么调整。大明号在深蓝色的海面上劈开一道白色的尾迹，南海二号跟在右后方约莫五十步的位置，两艘船的帆影在午后的日光里被拉得老长，投在水面上像两片并排铺开的深色绸缎。海面上没有大浪，只有一道一道的长涌从船底推过去，涌面平缓，涌峰间的距离拉得很开，船身随着长涌缓慢起伏，桅杆在天空里划出一个小小的弧线，不急不缓，像是有人在推着一把巨大的摇椅。

    林远蹲在舵楼里，面前摊着航海日志，手里攥着炭笔。日志上记录了这十天的航段数据——航向、航速、风向、水温、水深，每一项都记得清清楚楚，横平竖直，收尾处干净利落。他写完当天的最后一组数据，把炭笔夹进页缝里，合上日志放在膝盖上，然后从左胸内袋里摸出那只布包。

    布包是深灰色的细棉布裹的，外面缠着一根细麻绳，绳结打在正中间，收尾处压得极平。他捏着绳头把结解开，麻绳松开的时候纤维发出极轻的断裂声。布包展开之后里面是六封信，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压得方正。他数了一遍——六封，每一封都用对折的棉纸封好，封口处没有浆糊，只是把纸边折进去压平了。信封上没有字，但每一封的右下角都用指甲掐了一个极浅的印痕——第一封一个点，第二封两个点，第三封三个点，依次排到第六封，六个点排成一排，间距均匀，深浅一致，是陈婉儿用指甲一个一个掐上去的。

    他拿起最上面那封，就是右下角只有一个指甲印的那封。信封很轻，约莫只有几张纸的重量，拿在手里感觉不到什么分量。他把折进去的纸边翻开，里面是一张对折的棉纸，纸色浅米，表面带着细密的纹理，对光看的时候能看到纸浆里均匀分布的细纤维。他把棉纸展开来，凑在舵楼的舷窗口，借着午后的日光看。

    信纸上只有两行字。

    第一行——“海上的风大不大？”

    第二行——“船上的伙食还习惯吗？”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什么多余的都没有。字迹是陈婉儿的，他认得——横平竖直，笔画收尾处带着一点她一贯的习惯性顿笔，在竖画的末尾轻轻按一下，力道不重，但能看出来是她写的。两行字在纸面上隔着一指宽的距离，上面那行略短，下面那行略长，整体居中排着，像是写的时候想了很久才落笔的，写完之后没有再添一个字，也没有再改一个笔画。

    他把信纸举在舷窗口看了一会儿，然后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他又翻回正面看了一遍那两行字，字迹在午后的日光里清清楚楚，墨色均匀，笔画收尾处干净利落。他把信纸按原来的折痕折回去，折得仔细，每一条折痕都对得整整齐齐，折好之后塞回信封里，把折进去的纸边重新压平。他把信封放回布包里，放在膝盖上，伸手从左胸内袋里摸出那枚玉米别针，搁在布包上面。

    铜质的别针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暗金色的光，玉米粒的纹路被手指磨了五年，表面光滑得像一块被盘了多年的老玉。他把别针翻了个面，针尖在日光里泛着极细的银白色亮点，跟别针本身的暗金色形成深浅分明的对比。他把别针搁在布包的正中间，压在六封信上面，然后蹲在舵楼地板上看了一会儿。

    迭戈端着晚饭从甲板上走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他蹲在舵楼门口。晚饭是两碗稀粥和半条烤鱼，粥是中午剩下的，在灶台上热了一下又端出来，鱼是昨天从海里钓的，烤得焦脆，鱼皮上撒了一层粗盐粒，在暮光里泛着细碎的白光。迭戈今天穿了一件灰蓝色的短褂，领口敞着两粒扣子，露出圆鼓鼓的肚皮边缘。他比出发时瘦了一圈，下巴上的双下巴缩回去了一半，圆脸的底子还在，但颧骨处被海风吹得粗糙发红，鼻梁上脱了一层薄皮。他把两碗粥和鱼放在舵楼门口的木板上，蹲下来探头看了一眼舵楼里面。

    “嫂子写的？”他问。

    林远蹲在舵楼地板上，把布包和别针收进内袋里，站起来接过粥碗喝了一口。粥是热的，咸淡刚好，碗壁透过掌心传进来一股暖意。他蹲回舵楼门口，把碗搁在膝盖上，看着迭戈在甲板上剥花生。迭戈把花生壳剥开，花生仁扔进嘴里嚼了两下，然后把壳扔进海里，壳在水面上漂了一下就被浪头吞掉了。

    “嗯。”林远说。

    迭戈从怀里又摸出一颗花生，剥开壳，花生仁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问：“写的啥？”

    “问我风大不大。”

    迭戈嚼花生的动作停了一下。他蹲在甲板上把花生壳从指间弹出去，壳在暮光里翻了两圈落进水里，然后把手在裤腰上蹭了蹭，抬起头来看着林远。他的圆脸被暮光照着，颧骨处那层晒红的底子在光里显得格外清楚，眉毛微微皱了一下，像是在琢磨什么事情。

    “她写信的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蹲在甲板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