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广州城最冷的那几天，铁厂账房的门从早到晚关得严严实实。

    门缝里塞着一条旧棉布，是陈婉儿给林洋塞的，说“门缝漏风，脚脖子冻了晚上睡不着”。窗户也用旧报纸糊了一层，只留了巴掌大的一块透光。屋里点着一只炭盆，盆里的炭火半明半灭，飘着一层薄薄的青烟，暖不到半尺远。林洋蹲在窗台下面的木凳上，面前那张矮脚方桌已经不够用了——桌面上摊着四本厚薄不一的账册，左边两本，右边两本，中间搁着那把银白色石头的算盘，算盘旁边还搁着一沓裁好的白棉纸和半截磨得只剩小半截的墨锭。四本账册的封面用炭笔分别写着“铁厂”“船厂”“商站”“航线”四个字，字迹工工整整，收笔处干净利落，跟陈婉儿写字时的习惯性顿笔不一样——林洋的字是他自己练的，横平竖直，一笔一划，不带花哨。

    他今年九岁了。身量比去年又抽高了一截，肩膀窄而平，腰细，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短褂，领口扣得严实，袖口挽到小臂中段，露出细细的手腕，腕骨处凸出两个尖角。手指头细而长，指腹上那层薄茧比去年又厚了一些，在指根处连成一片，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了一度。脸还是圆的，但下巴比去年尖了一些，眉眼间那股认真劲儿跟他娘坐在灯下对账时一模一样，只是眉头比陈婉儿多了一道浅浅的竖纹，是常年盯着账本看留下的，不深，但一皱起来就格外明显。头发被陈婉儿用一根布条扎在脑后，露出一截干净的后颈，后颈处那颗极小的痣被窗纸外面透进来的灰白光照着，泛着浅浅的褐色。

    他把四本账册一本一本地翻开，从第一页开始往后来回翻。铁厂那本翻到蒸汽机阀片的出库记录——每一批阀片的锻造日期、数量、钢印编号、买方名称和成交价格都列得清清楚楚；船厂那本翻到铁轨的造价记录——从广州铁厂到佛山城门口的两千三百丈铁轨，每一丈的用料、人工、运输费用都单独列了一行；商站那本翻到秘鲁谷口的往来账——从开站第一年到今年，每一年的资金流入流出、货物种类、以物易物的比例和汇率折算全部按时间顺序排着；航线那本翻到大明号和南海号的航次记录——每一趟的出发日期、航程天数、沿途停靠点和每趟的净利都一笔一笔地记着。

    他把四本账册翻完之后站起来，从桌角拿起那只空白的厚册子——约莫三寸厚，封面是厚棉纸糊的，颜色浅灰，书脊用粗棉线缝了三道，是他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的，但每一针都缝得紧实。他把册子搁在方桌正中间，翻开到第一页，从笔架上取下那支细毫毛笔，在砚台里蘸了蘸墨，然后在页面上写了第一行字。

    “林氏远洋总账。第一册。戊午年。”

    他写完之后把毛笔搁回笔架上，从桌角拿起那把银白色石头的算盘，把珠子拨回原位，然后从铁厂那本账册的第一页开始，一笔一笔地把数据往总账上抄。他抄得很慢，每一笔数据都先拨一遍算盘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再往总账上落笔。铁厂那本账册有八十多页，他抄了整整一天半，抄到第三天早上才抄完。抄完之后他把铁厂那本账册合上搁在桌角左边，把总账翻到新的一页，开始抄船厂那本。

    船厂那本账册比铁厂的还厚，一百二十多页，从第一艘大明号的建造工期到最近探风号的蒸汽机更换，每一艘船的龙骨长度、肋材数量、船壳板用量、人工工时和材料成本都单独列了一页。他抄了两天，抄到第五天傍晚才抄完。抄完之后他把船厂那本账册合上搁在桌角左边，跟铁厂那本并排放着，然后把总账翻到新的一页，开始抄商站那本。

    商站那本账册最薄，只有四十来页，但数据最杂——秘鲁谷口的银矿石和织物、智利港湾的淡水补给、南纬四十二度聚居点的黑曜石和食物、南纬四十七度石砌建筑群的文明线索，每一处停靠点的资源类型、供给能力和交换比例都不一样。他抄了整整一天，抄到第七天早上才抄完。抄完之后他把商站那本账册合上搁在桌角左边，跟另外两本并排放着，然后把总账翻到新的一页，开始抄航线那本。

    航线那本账册的数据最整齐——从广州到马六甲的航次、从广州到秘鲁的航次、从广州到阿留申的航次、从秘鲁到智利港湾的航次，每一趟的出发日期、航程天数、沿途停靠点、载货量和净利都按时间顺序排着。他抄了一天半，抄到第八天午后终于抄完了最后一笔。他把航线那本账册合上搁在桌角左边，跟另外三本并排放着，然后把总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百多页的账册上密密麻麻地排着数据，每一页的页眉都用小字标着类别——“铁厂·蒸汽机阀片”“铁厂·铁轨”“船厂·大明号”“船厂·探风号”“商站·秘鲁谷口”“商站·智利港湾”“航线·广州至马六甲”“航线·广州至秘鲁”。每一页的页脚都标着日期和经手人，经手人的名字有时候是余师傅，有时候是老周，有时候是沈万山，有时候是他自己。他把总账翻到最后一页，在末页的空白处用炭笔写了三个字。

    “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