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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打开了这些被圈养的金丝雀的笼子，有的宗室对其感恩戴德,也有宗室对其极为不满，甚至连带着对太子也颇有微词了，因为他们失去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不过在建奴占据了济南、青州之后，这些大明宗室们才发觉，李自成不管他们的政策真的可算的上是仁政了。因为所有的大明宗室，都被建奴集中看管了起来，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脑子还没有完全坏掉的宗室还是能看出来，建奴压根就没有恢复大明江山的意思。要不怎么会如此提防他们这些大明宗室，他们的血缘其实距离正支已经很远了，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去惦记那张龙椅的。

    然而建奴并不在意这些大明宗室的看法，哪怕是些爵位低微的远宗，建奴也不允许他们脱离自己的控制，就连山东的乡绅都开始战战兢兢了起来，不敢再随意为这些宗室们讲什么好话了。

    王鳌永的部堂辕门就在衡王府东北处的奇松园内，这里原本是王府东园之一角。衡宪王时以其府东北隙地，结屋数楹，入士大夫家，青琐绿窗，竹笠板扉，绝不类王公规制，盖如宋之艮月，元之西苑也。中有松十围，荫可数亩，尽园皆松也，故园以松名，景色相当的不错。

    李自成入京时王鳌永试图投诚过，不过这些泥腿子不爱才只爱财，搞的他不得不借钱输银给大顺，这也就绝了他投靠李自成的心思。在李自成从山海关返回时，他就隐藏了起来，待到多尔衮入京他主动求见，向对方举荐山东籍人才达39人，得到了多尔衮的重视。

    于是多尔衮任命其为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前往招抚山东、河南乡绅，试图获得这两地乡绅对于大清的支持。王整永对于为大清效力还是相当尽心的，因此很快就从安全的济南跑到了不怎么的安全的青州，为大清安抚胶东半岛的局势，可谓是绞尽脑汁了。

    只是安抚乡绅容易，筹措大军的粮草就比较困难了。多尔衮令大军南征，虽然有先消灭李自成的打算，但也有减轻北京粮食压力的想法。

    李自成不走山西返回老家陕西，反而沿着运河南下，对于满清来说确实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因为这不仅让北京处于两面受敌,也失去了运河一线的粮食储备。断绝了北京从山东、南方获得粮食的可能性。

    天津之战前，刚入北京的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上书道: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多尔衮很快就接受了两人的意见，先以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之后又令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

    发布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

    又以平西王吴三桂的名义大张布告，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欺骗加上恐吓，然后再以王鳌永树立榜样，使得山东士绅纷纷变节倒向了满清。

    虽然还有一些士绅认为满清的助剿是骗局，应当效忠太子殿下，协助都元帅府把满人赶出中国才是正道，但是这种声音并不强烈，也没有形成士绅中的主流观点。因为范文程为满人策划的拉拢士绅政策，显然要比都元帅府给出的更有诱惑力。

    因为范文程想要的就是让满人取代大明朱姓，其他一切并不做改变，对于地方士民来说就是回到过去万历时期的和平年代，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

    而李自成所代表的大顺政权，不可能仅仅换上一个李皇帝就了事了，因为下面的兵将并不希望看到一个翻版的大明朝。这一点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后，刘宗敏等将领和李自成产生冲突时，就已经证明了。牛金星给李自成策划的称帝流程，其实和范文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大顺兵马并不认可这一套，他们跟着闯王打了这么久的仗，可不是为了让那些士绅继续爬在自己的头上的。这也是某人穿越过来之后，立刻抛弃了恢复旧制的原因，因为照着牛金星和那些前大明官吏的策划，大顺军就不可能再继续支持他。

    不过王鳌永虽然安抚住了山东的乡绅，但是却无法改变明末一直存在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乡绅的土地兼并，一个就是赋税的不公平。当满人选择了拉拢乡绅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同时成为了农民的敌人。

    特别是在满人还要同时应付对李自成的战争时，对于地方上的税赋就不可能有任何减轻。也就是说，地方上怨声载道的附加税，现在一样要交。

    和以前有所不同的一点，无非就是过去官府的力量比较小，所以只能把目标对准最没有力量的自耕农。而现在有了满人武力的支持，凡是不和满人合作的人，都成为了附加税的征收对象，包括那些地方豪强及一部分反满的乡绅。

    虽然征收的数额和过去一样,但是因为基数变大的缘故﹐底层民众的负担没增加多少，倒是那些小地主的负担在成倍的增加了。因为税吏们也知道老百姓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能缴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