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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营营长王永庆说，“十二号一大早，凌晨三点多钟，敌人就开始进攻了。开始是在七号阵地，后来延伸到三号阵地。三号阵地打得很激烈，打到十点多钟的样子，我从望远镜里看见，阵地上的人面向我——由此可以判断敌人占了阵地。如我方占领阵地，作战的人是背向我……到十二点左右，敌人又占了二号阵地，继续向我四、五号阵地发起进攻，战斗趋于白热化，只六号阵地，敌人就一共发起二十三次攻击。敌人先占四号、五号阵地，我方退守六号阵地……”

    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伤亡也很大，当敌人占领了五号阵地，继而向五号阵地六号阵地的结合部猛攻时，二连连长把副班长曾平章叫到跟前，指给他前面一个地段，说：“这是咱六号阵地的腰部，这里守不住，敌人就拦腰把六号阵地抱住了，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曾平章朝前面小山上瞥了一眼，那里正在激战，枪炮声响成一片。他对连长说：“再给我一些弹药好吗？”实际上，当时曾平章左手握着冲锋枪，右手拿着手雷，手榴弹塞得满腰都是。但是，他得到连长同意后，就脱下一件烂衣服，三把两把撕成布条，把一箱子手榴弹三个三个捆一起，捆了一长串，往背上搭，提着冲锋枪就向前边跑去……而这一去，曾平章就再没有回来。连长看见，他独自一人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身负重伤后，“抱着一根爆破筒滚下坡，在敌人群中爆炸……”

    一天的激战后，阵地又大部分被敌人夺回，只剩一号和九号阵地尚在九十二团手中。而经过十一日晚上的反击和十二日白天的防守，九十二团一营和三营六个连已全部用上，共计伤亡六百五十多人。副团长姚履范本想当晚组织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但已苦于手中无兵了。

    十二日晚上，一营营长王永庆被姚履范叫到团前进指挥所，筹划晚上的反击。王永庆说，“反击谁不想？但没兵，兵都打完了。我一营剩个三连预备队也让姚履范要走去守一号阵地了，我手里哪儿还有兵？让二营投入吧？二营还在后边抢运弹药，当晚也赶不上来……”

    看来，无论是一营长王永庆，还是副团长姚履范，都把反击的希望寄托在担任运输任务的二营那里了。

    三不幸的指挥员

    二营接到反击任务的时候，几个连队正全力投入弹药运输。从弹药库所在地水塔里，经过六四七高地，再到四四八高地，翻山越岭十五华里山路。战士们不分昼夜抢运弹药，浑身泥土，疲惫不堪。

    副营长马朝珩说：“叫我们二营十三号晚上反击，接受任务时已是十三号黄昏，天都黑了，地形也看不成，看见的只是南边的探照灯，只知道敌人在南边山头上，有探照灯的地方就是敌人阵地，可敌人兵力火力部署、地形，什么也不知道……”

    在前进指挥所，副团长姚履范召集二营干部开会，给大家交待布置任务，但二营的连排干部们都很茫然。马朝珩说：“姚副团长指着地图比比画画，告诉我们怎么打怎么打，我和连排干部都听着。他说完了，问我们有什么意见？五连连长段祥炎说，让我们反击不怕，指哪儿打哪儿，为祖国争光，可就是不知道地形……怎么打？排长们也说不知道地形，敌人在哪儿？兵力配置情况，东南西北都糊里糊涂怎么打？当时我也为难，副团长也没话了，会议一下就卡了壳……”

    后来，还是副营长马朝珩（营长不在位）当机立断，下了决心。首先收拢部队：当时二营战士都在运弹药的路上，只好等人陆续背弹药上来，上来一个留下一个。地形不熟的问题，马朝珩说：“我大概知道一些情况，我来带路。天黑看不清，记住往探照灯方向去。突击分队派几个兵，一人扛一袋子白面，边跑边撒面粉，标出路线，让后边跟着路线往上冲。”关于反击发起时间，师里定为晚上七点，马朝珩认为太紧张。“接到任务已经快六点了，人还在运弹药的路上，怎么来得及？加上坑道口又小，一个一个爬出去费时间，运动到攻击出发地要费很多时间，因此我向姚副团长提出攻击时间向后推迟，姚副团长同意了。”

    姚副团长同意了，可师指挥所着急了。团长李全贵说：“当时姚履范的意思，是准备不好不反击，要求把攻击时间从晚上七点推到八点。可到晚上八点，姚答复说，还没准备好。师指挥所急了：怎么搞的？炮兵准备好了，又通知炮兵推迟。师里急，军前指李德生副军长也催——李德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团指挥所，说，你们要那个前进指挥所干什么？多一层机构多一层啰唆嘛！刘瑄政委更火了，电话里告我：撤姚履范的职！那时候人们急，一闹就是撤你的职，要不然就是拿不下阵地提头来见。刘瑄让撤姚履范的职，传到我这儿，我也没再往下传。战后总算搞清了情况，冤枉了姚履范。”

    十三号晚上，按照李全贵团长的意见，是应该根据前沿的实际情况决定攻击时间。“你想，连担任攻击的二营还在运弹药的路上嘛！背弹药上来，来一个留下一个，人到齐了，却没武器，武器都留在后边了，背弹药没法带武器呀……也没时间再回去取，就从阵地上捡些枪支，再就是扛手榴弹和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