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搬了地方。

    从二十平，搬到了六十平。

    楼下不再是豆浆店，是一家打印店。

    老板娘认识我了，每次见我都问：“顾老师，又打证据啊？”

    我说：“对。”

    她笑，说“你这行当，我干了十年打印，头一回见打这么多的”。

    我说“以后会更多”。

    她愣了一下，说“那你可得多照顾我生意”。

    我们都笑了。

    三年来，第一次有人拿我的工作开玩笑，而我不觉得心虚。

    那天挂牌子的时候，我踮脚贴正。

    “晚晴情感防护”。

    还是那六个字。

    可挂的地方不一样了。

    以前那间屋子，门牌贴在一扇旧木门上。

    现在是一面玻璃墙。

    我贴的时候，手有点抖。

    不是紧张。

    是踮脚踮得太久，腿在抖。

    苏蔓在下面扶着梯子。

    “顾老师，往左一点。”

    “再左。”

    “好了。”

    她扶着梯子，仰头看我。

    我低头看她。

    她的头发扎起来了，露着额头。

    一年前她坐在我对面，手绞着包带，指甲剪得很短。

    现在她能一个人接预约，能跟客户说“你先别怕”。

    这个变化，是我这三年做成的最实在的一件事。

    不是赢了沈砚之。

    是苏蔓不再绞包带了。

    那天第一个预约，是个二十九岁的姑娘。

    她坐下第一句是：“我老公说，我是不是有病。”

    我看着她。

    这句话我听了不下两百遍。

    每一次我都要重新忍一次。

    “你没有病。”我说，“你只是被教过。”

    她愣住。

    “被教过？”

    “被教着怀疑自己。”我说，“教的那个人，不是你老公。”

    “你老公也是被教的。”

    她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哭了。

    哭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

    我把纸巾推过去。

    “这句话，”我说，“我这半年听了三百遍。”

    “每听一次，我就更确定一件事。”

    我没马上开口。“什么事？”

    “我做的不是咨询。”我说，“我做的是——让她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算了个数字。

    从工作室重开到现在，我接过一百四十七个人。

    一百四十七个人里，有一百三十一个，说过同一句话：

    “我是不是有问题。”

    一百三十一个。

    这个数字比任何证据都重。

    因为证据证明的是“有一个人做了坏事”。

    这个数字证明的是“有一百三十一个人，被教成了同一副样子”。

    我把这个数字写在墙上。

    不是给客户看的。

    是给我自己看的。

    因为我知道，往后会有很多天，我会想停。

    那时候我就抬头，看这个数字。

    数字不会说话，可它站在那儿，就是一句话。

    苏蔓现在是这里的兼职。

    她考了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一边学一边接简单的预约。

    她老公来做过两次咨询。

    第一次他全程沉默。

    第二次他说了一句：“我以前觉得，不说话是我在忍。”

    “现在才知道，那是我让别人忍。”

    苏蔓把这句话转述给我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顾老师，”她说，“他这句话，我等了四年。”

    我看着她。

    四年前她坐在我对面，手绞着包带，指甲剪得很短。

    现在她站着，背挺直了。

    那天下午，陆珩来了。

    他带了两杯咖啡，还有一份文件。

    “行业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他说，“有你的名字。”

    我接过来看。

    起草单位那一栏，写着“晚晴情感防护”。

    我愣住。

    “怎么会有我？”

    “因为你那个话术库，”他说，“现在被三家机构引用。”

    “他们需要一个做过实操的人。”

    我把文件放下，手有点抖。

    三年里，沈砚之说过很多次“你那点事业不算事业”。

    现在这六个字，印在了一份行业文件的起草单位栏里。

    陆珩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

    “顾晚。”

    “嗯？”

    “你不用谢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