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粮这事，最能见真章。

    过去往边关送一石米，路上就要耗掉一百一十六石……不是损耗在途中，是烂在转运环节、霉在仓库里、被经手的人一层层刮走。时间更是没谱，少则半月，多则数月。

    如今有了火车，后方粮仓装车，全速开进，短则一日，长不过三四天，就能卸货到前线军营门口。路上损耗？几乎为零。

    征税也一样。各地税粮层层转运，中间空印、涂改、亏空、调包，哪一环没猫腻？空印案怎么起的？不就是转运账目对不上，最后查到户部和地方勾连上去了？

    现在呢？最远的云南、辽东，五天之内，新收的稻谷就能堆进应天府的国库仓廪。中间谁还敢伸手？伸手就露馅，露馅就掉脑袋。

    朱雄英当场拍板：火车头立刻量产，铁路建设同步启动，先修主干道，再铺支线网。

    修路要人，要壮劳力，要不怕苦、扛得住、能熬下来的汉子。

    从海外调人，刻不容缓。眼下虽已陆续接来一批，但远远不够。

    修铁路不是铺砖砌瓦，是啃山凿岭、填谷架桥。

    詹天佑当年怎么干的？课本里写得简略，可实情是：没有炸药就抡锤打眼，没有吊机就用人扛，没有测量仪就靠步测绳量。华夏地形哪有什么一马平川？抬头是山，低头是沟，弯道绕着山脊走，隧道硬从岩心穿过去。

    鹰酱修横贯铁路时，枕木底下埋的是华工尸骨；那是平原尚且如此，大明山势更险、水系更密、工期更紧，死人只会更多。

    后来机械齐备了，尚且有人在隧道塌方里失踪，有人在钢梁坠落时无声无息地没了踪影……这活儿，从来就不轻松。

    这个时代修铁路，死人是常事。

    朱雄英能管住伙食，让工人顿顿吃饱，可塌方、断轨、爆破失当、暑热中暑、疫病蔓延……这些事拦不住，人照样一茬接一茬倒下。

    钱，反倒最不叫人犯难。

    大明的银票在欧亚大陆铺得比驿道还密，美洲的矿、南洋的货、西非的象牙，都认大明宝钞。周尘手上有印钞权，银根松了就加印，紧了就往海外调货平账……这法子，后世有人照着用得更熟。

    所以朱雄英不必为银子发愁，只愁人手。

    国内百姓不能全填进去。不是舍不得，是不能。朝廷刚废了匠籍，又推了均田，民间稍有点力气的，早去开矿、跑船、垦荒了。真把青壮全抽去抡锤打桩，乡里田没人种，市上货没人运，路没修通，先乱了套。

    那就得从外头找人。

    他不学那些白皮贩子，拿“高薪厚待”骗人登船，到岸才说合同另签、工钱三月一结、病了自掏药费。朱雄英定下的规矩，白纸黑字：日薪二分银，管两顿干饭、一碗热汤；伤了给医，死了抚恤二十两，家小送回原籍，官府代为安置。话出口，必兑现。

    可他也清楚，一旦开工，底下必有人伸手。

    异族劳工在监工眼里，不算“人”，只是会喘气的木头桩子。克扣口粮、虚报伤亡、冒领抚恤……这些事不用教，自然有人做。

    毕竟这年头，命最贱。

    从吕宋雇个苦力，坐海船运到天津港，连人带船耗不过八钱银子；若走陆路，经安西、河西、陕甘一路拉来，摊到每人头上，一两银子都不到。

    而海外诸地，人多得数不清。只要每日给半斤糙米、一勺咸菜，人就能活、就能干、就敢干……不干？饿死路边都没人收尸。

    谁会给他们讲什么“人权”？谁会备棉被、设医棚、建义冢？抚恤金更没人提。一人二十两，够再买五个回来。

    命，就是这么不值钱。

    但朱雄英偏不这么干。

    不是心软，也不是糊涂。是算得清。

    眼下压榨得越狠，将来越烫手。等几十年后，各地学堂开了、报纸印了、民智渐开，当年那些血汗账一旦翻出来，一句“大明暴政”，就能让边境骚动、商路中断、藩属动摇。

    更别说，纸包不住火。今日贪墨一石米，明日就有人抄录单据藏进箱底；今日克扣五两抚恤，明日就有人把尸首抬到总督衙门前。

    真到了那一天，查不查？查了，牵出一大片；不查，民心就散了。

    所以他选远路。

    现在多花几万两，把规矩立死：工棚按户编号，伙食由巡检司每日验秤，伤病由军医署直管，抚恤银由户部专账拨付，死一人，监工、工头、账房三人连坐。

    查到贪，砍手；再犯，斩首。

    铁路还没动工，风声已刮到各处营伍。

    这当口，朱雄英又想起一样东西……热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