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难；弃，又埋祸根。

    两头皆险，进退皆重。

    “还得内阁议一议。”

    “究竟怎么落子？”

    “折中之道……未必没有。”

    他拇指摩挲下颌，眉间微蹙。

    其实细想，天竺并非不可治。后世那副模样，根子不在土里，而在人身上……被踩了几百年，骨头软了，脊梁弯了，规矩碎了，再想扶正，自然举步维艰。

    若自始便立新法、建学堂、废贱籍、均田亩，十年生聚，二十年教化，未必不能徐徐改易。

    可问题不在能不能，而在值不值。

    投入多少人力、银钱、时间？换回几成实效？是否拖慢整体布局？

    相较之下，非洲那边倒不必反复掂量。

    他对那片土地上的人并无恶感，亦无亲近。只知那里人多、力壮、地广、矿丰。他不会贩奴，也不纵容虐工，但也不会把他们当作大明百姓那样悉心体恤。

    在他心里，只有生于斯、长于斯、血脉扎进这片土地的人，才是需他亲手托住的子民。

    至于外邦之人，他只问一句：活下来，能否助大明前行？若能，便给口饭吃、给份工做；若不能，便另寻出路。

    出发点不同，手段自然不同。

    对异域，阵痛难免……改旧制、拆神坛、立新约，哪一桩不流血？可这是他们自己的路，大明只铺石，不扶轿。

    对本国百姓，朱雄英半分不忍。

    他常记着一句话：时代落下的一粒灰，落到个人肩上，就是一座山。

    他宁可自己多扛几担，也不让百姓担一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