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十二分，边境司令部批准了洛林的公开战报。

    电报原文没有被修改，只在最上方加了一行“准予发布”。洛林车站、南区学校和旧铁路隧道各收到一份抄件，军方要求值守人员把内容念给平民听，免得黑弥撒的炮击引发大规模逃亡。

    车站值班员念得很快。

    敌方炮击未能动摇防线。

    步兵试探已被击退。

    我方仅有轻微损失。

    站房里有人松了口气。几个从北区撤下来的搬运工甚至互相拍了拍肩膀，因为他们从中午开始听了五次黑弥撒的爆炸，也看见十二号堡上方升起的烟。四个字让他们以为，洛林今天还没有失去谁。

    旧铁路隧道里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简单。

    那里已经收进几个从外堡抬回来的伤员。有人肩部中弹，有人被落砖砸断小腿，南区医疗仓库与二号入口之间还留下一个没有填平的弹坑。铁路工把公开战报读完以后，坐在白灰线后的平民先看向那些担架，又看向仍然在掉土的顶板。

    玛尔塔身旁有人问：“十几名伤员，也算轻微吗？”

    铁路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告诉他们，这份战报说的是防线没有被突破，不是没人受伤。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受伤多少？”另一个人追问。

    “因为上面只让我读这些。”

    铁路工把抄件折起来，不再回答。他没有看见北侧第二观察壕的点名板，也不知道主堡墙上已经写下六个没有归队记号的名字。

    主堡里，书记官正在找这六个人的紧急联系卡。

    军队为每名士兵留有一张卡片。上面除了军牌号和所属部队，还要写明军饷寄往哪里，阵亡或失踪以后通知谁。很多人入伍时只填过一次，几年没有更新，有的地址已经不存在，有的人原本写着父母，后来又在旁边补上妻子和孩子。

    书记官先找到了安德烈·莫罗。

    莫罗三十四岁，在洛林服役十一年。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南区面包街，炮击开始以后已经进入旧铁路隧道。联系卡背面还留着去年修改过的字迹：若本人无法领取当月军饷，剩余部分交妻子代领。

    保罗·瓦兰的卡片更新得最少。他没有妻子，父亲已经去世，每个月把两枚银盾寄给住在南河村的母亲。村子在洛林以西，邮路如今已经被军事封锁。即使主堡现在写好通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

    电话兵路易·卡隆填的是哥哥。卡隆的哥哥在北门机修棚修铁路机车，刚才还替五号堡送过一只新线轴。他和弟弟在同一片炮火下工作，中间只隔着一道军方尚未公开的名单。

    埃米尔·杜克的卡片本来不该在今天被取出来。

    下午一点，他只是替一名发烧的电话兵去第二观察壕值班。原定值勤表上没有他的名字，午饭领用表与备用线轴记录却证明他确实去了。杜克二十二岁，未婚，紧急联系人是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她在南区学校帮老师照看躲进地窖的孩子，可能已经听见了“轻微损失”，却不会知道那四个字里有没有哥哥。

    工兵雅克·贝松的妻子与两个孩子也在旧铁路隧道。联系卡上的住址是南九街，正好属于玛尔塔反复清点过的那一百零七个人。贝松今天早晨出门时，只说自己去北门修一段被震松的挡墙，没有告诉家里后来又被调往观察壕。

    最后一张属于托马·维耶。

    他是六个人中军衔最高的，也是唯一没有把军饷寄回家的人。联系卡写着父亲住在东门外的果园。老人不识字，军方过去两次寄去家属核验信，都要请当地教堂的人代读。东门现在禁止通行，果园与要塞之间的电话线也在第一轮炮击后中断。

    六张卡片摊在桌上，指向六个不同的地方。有人在旧铁路隧道，有人在南区学校和北门机修棚，也有人远在南河村与东门外的果园。最后一张通知即使现在写好，也只能先放进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的邮路。

    朱伯伦逐张看完，请书记官先拟六份失联通知。每份都写清最后通话时间、搜索结果与目前状态，不写阵亡，也不写已经被俘。

    书记官从档案柜里取出军方统一印制的家属通知。内部点名表可以写“暂时失联”，寄给家属的表格却只有阵亡、负伤与确认被俘三栏，没有“搜索后仍未找到”这一项。按照过去的做法，第二观察壕这六个人只能暂时留在点名板上，等发现遗体或收到敌方俘虏名单以后，再选择其中一张正式表格。

    朱伯伦建议把三栏全部划掉，在空白处写“未归，状态不明”。书记官写到一半又停下来，因为没有对应类别，军邮不会自动分配优先级，军需窗口也不知道该继续发军饷，还是先把六个人列入待查。

    一张没有合适格子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