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设在西段旧酒窖。那里离奥托的病床不到一百步，有一部从地下医院拆来的壁挂电话，顶板也比主堡书记室厚。塞福涅带来两本保险账和一沓空白责任页，米洛什抱着三只不同颜色的油布包，朱伯伦则把接口图钉在酒桶侧面。霍夫曼没有到场，他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时远时近，背景里不断有人报枪管温度和观察壕动静。

    奥托最后一个进门。阿贝尔只许他走七十步，他走到第六十五步便停下来，把剩下的距离用一张带轮木椅推完。旧铁冠军服还没取回，他身上仍是那件不合身的灰衬衣，伤腿绑在木板上；他看见朱伯伦给四条线分别编了abcd，先问哪一个字母准备替他回铁冠军营。

    “字母只标接口。”朱伯伦说，“我要知道每条线必须完成的最低结果。路线能改，结果不能临时才决定。”

    奥托没接“最低结果”这个说法。他要回去找的不是一处指定接收点，也不是某个已经答应替洛林印传单的组织。第一步只是混进灰岭后的伤兵收容队，拿军饷簿给同一工厂出来的人看，再把保罗·米勒的名字唱进那首没唱完的矿工歌。有人接话，他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没人接，他会先保住伤腿和军饷簿，不在军营里替朱伯伦举行一场注定被宪兵听见的演说。

    朱伯伦问：“如果只有一个人接话，你会把名单交给他吗？”

    “我不带完整名单。”奥托把自己那张责任页拖过来，慢慢写下“军饷与士兵”几个字，“我负责让他们知道扣走的钱不是只从一个人口袋里少的，也负责不把第一个愿意听的人写给你。至于他以后找谁，那是他的问题。”

    塞福涅认为这不够。若奥托被捕，铁冠军警会把他口中的名字当成同谋；他至少要决定哪些人永远不写，哪些账只给看不给带。奥托说军饷簿只有自己的姓名，保罗已经死了，其他人先用工厂、班组和被扣的数目互相核对。塞福涅在责任页旁写下“不得记录接话者姓名”，没有替他选接话的人。

    轮到她时，朱伯伦已经准备好“确保证据安全送达”六个字。塞福涅看完便划掉“安全”：“谁能卖这种保险，你介绍给我。”她负责决定哪些证据能过境、用什么格式、真假怎样相混，也负责在路线价格超过证据价值时停下。她可以把同一份账交给工会、报馆、律师或某个只想借机压价的竞争商人，朱伯伦可以指出这些人的风险，不能在她出发前把最终买主写死。

    “你也有可能会把材料交给出价最高的人。”朱伯伦说道。

    “当然，所以你们才需要知道我带走了什么。”塞福涅把两本账分开，一本只有已经核验过的保单号，另一本留着军火赔付与伤亡的对照，“我负责的是让证据还能被不同的人核验，不负责替你保证拿到纸的人品德高尚。若我真卖给最高价，另外两份也该有办法指出我卖掉了哪一部分。”

    米洛什不等朱伯伦发问，便打开三只油布包。最轻的一包是击针、复进簧、裂纹与炮架检查图，已经改到普通修理兵可以照着复核；中间一包只有尺寸段和材料标记，拆到任何一家工坊都无法单独制造完整炮闩；最重那包没有放图，而是装着他不愿外流的压力、射程和连续射击试验记录。

    朱伯伦看见最重一包仍在，问为什么不烧。米洛什说洛林现有火炮还需要其中几项判断膛压，今天烧掉，明天可能先炸死自己人；送出去又会让下一家军械厂少走几个月。他会在撤离前把洛林用过的事故判断抄成结果，原始参数由他拆开，藏、毁或交给互相不信任的人，“你可以算三包重量，不能因为其中一包最危险，就替我挑一个最可靠的国家。可靠国家和不裂的炮管一样，都得实际验过。”

    他的责任页最后写成“维修方法与杀伤参数的边界”。朱伯伦指出这条边界会随战场变化，米洛什便把“不得修改”一栏撕掉，换成两人复核：以后任何一处收到尺寸段，至少需要另一名修理者确认用途；谁若声称一人拥有完整解释，便按泄露处理。塞福涅说这会让文件变慢，他回答：“慢一点总比炮快一点好。”

    电话铃在这时断了。接线兵用手摇机连续呼叫三次，三号堡直到第四次才重新接通。霍夫曼的第一句话是骂接线兵别把手柄摇断，第二句才问他们把自己负责的东西写成什么。朱伯伦说伤员、普通士兵名单和证词，霍夫曼听完沉默片刻：“伤员不是我的，名字也不是。写‘不让谁被漏掉’。”

    他能决定的是哪副担架经得住颠簸、谁必须带固定夹板、谁在军官口中已经“恢复”却连水桶都抬不起来；他也知道哪些士兵只有外号、哪些地址被军邮写错、哪些失踪者会被上级顺手改成逃兵。可他不准备把三十七个能走的人按勇敢与否排出先后，也不保证自己能把每一张纸送到边境另一边。

    “车不够时怎么办？”朱伯伦问。

    “我告诉每个人车还剩多少，不替他们把腿接好。”霍夫曼那边有人催他去看北侧射界，他提高声音盖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