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在会同馆等了七天，终于等来了皇帝的口谕——准西班牙特使唐·路易斯进京面圣。唐·路易斯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吃早饭，手里拿着半个馒头，嘴里的还没咽下去，整个人愣住了。馒头渣从嘴角掉下来，落在他的紫色丝绒外套上，毛球蹲在桌角，眼疾爪快地伸爪子接住了馒头渣，塞进嘴里。

    “真的？真的可以去见皇帝了？”唐·路易斯把馒头往桌上一放，站起来搓着手，在屋里转了两圈，转得毛球眼晕。

    林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真的。但你别高兴太早。只是见皇帝，不是签约。到了京城，少说话，多听。”

    唐·路易斯连连点头，转身去收拾行李了。林远听到他在房间里用西班牙语自言自语，一会儿说“穿什么好”，一会儿说“要不要带礼物”，一会儿又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皇帝面前打喷嚏”。迭戈抱着毛球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小声对毛球说：“这人比你还紧张。”毛球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我什么时候紧张过”。

    第二天一早，林远带着唐·路易斯启程北上。迭戈抱着毛球骑在后面，毛球头上戴着一朵新花，是陈婉儿临行前给它戴的，大红色的，说是“进京要喜庆”。唐·路易斯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穿着那件深紫色的丝绒外套，腰间佩着细剑，胸前挂着金羊毛骑士团勋章，头发抹了头油，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林远骑在他旁边，穿着一件灰色便服，腰间系着一条布带，看起来像个随行的管家。

    “林远先生，您不穿官袍吗？”唐·路易斯看了看林远的打扮，皱了皱眉。

    “穿官袍太扎眼。穿这个方便。”

    “方便什么？”

    “方便赶路，方便吃饭，方便上厕所。”林远一抖缰绳，马跑了起来。唐·路易斯愣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从北京到天津，走了三天。第一天的路程还算顺利，官道平坦，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油油的，像一块巨大的地毯铺到天边。唐·路易斯第一次看到大明的农村，什么都新鲜——看到农民赶着牛耕地，他问“那是什么牛”；看到妇女在河边洗衣服，他问“那是什么布”；看到孩子们在田埂上放风筝，他问“那是什么鸟”。迭戈被他问烦了，抱着毛球小声说：“毛球，你去给他解释。”毛球吱吱叫了两声，唐·路易斯以为毛球在回答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傍晚，他们到了天津港。

    林远本来没打算在天津停留，但唐·路易斯在官道上远远看到港口的桅杆，眼睛都直了。“天哪！那是什么？怎么那么多桅杆？”他策马跑了起来，林远在后面喊都喊不住。唐·路易斯跑到港口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勒住马，整个人愣住了。

    港口里停着上百艘船——大明的漕船、福船、广船，琉球的商船，朝鲜的货船，还有几艘从南洋来的阿拉伯帆船。桅杆密密麻麻的，像一片掉了叶子的森林。栈桥上人来人往，脚夫们扛着麻袋，商贩们推着板车，海关的官员坐在棚子里记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仓库门口排着长长的马车队，等着装货。

    “这比里斯本港还大！”唐·路易斯的嘴张着合不上，下巴差点掉下来。他从马背上跳下来，站在山坡上，用手比划着，“里斯本港是欧洲最大的港口，我见过。但没有这么多船，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热闹。”

    林远骑马上来，停在他旁边。“这是天津港。我修的。”

    唐·路易斯转过头看着他，眼神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佩服、羡慕、还有一丝不可置信。“您修的？一个人？”

    “不是我一个人，是大家一起干的。”林远指着港口的方向，“那边是防波堤，用石头砌的，挡住了外海的浪。那边是栈桥，下面打了木桩，上面铺了石板。那边是仓库，地面垫高了五尺，底下架空，货物不受潮。港口一年能给朝廷交几万两银子的税，养活了几千户人家。”

    唐·路易斯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林远意外的话。“林远先生，您在西班牙的时候，可没这么厉害。”

    林远笑了。“在西班牙，我只是个想往西走找东方的疯子。在大明，我种了地，开了厂，建了港，打了仗。不是因为我变了，是因为这里有人信我。”

    唐·路易斯看着那片忙碌的港口，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和人群，深吸了一口气。“女王陛下果然没有看错人。”

    他们在天津港住了一晚。唐·路易斯不肯住客栈，非要住在港口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说要看日出。林远拗不过他，只好陪他。旅馆的条件简陋得令人发指——土炕，硬得能砸核桃；被褥，潮得能拧出水；窗户纸破了一个洞，夜风呼呼地往里灌。唐·路易斯穿着外套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痛，脸色发青。

    “上帝啊，这床比马背还硬。”他揉着腰，龇牙咧嘴。

    迭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