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走后，陈婉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两个月。每天早出晚归，连饭都端进书房吃，林海趴在门缝里喊了几回“娘娘吃饭了”，她头也不抬地应一声“等会儿”，等完又是半个时辰。林远问她写什么，她说“把这些年办学的事写下来，给后人看”。林远没再问，亲自把饭端进去，又亲自把空碗端出来。

    书名叫《女子教育论》，陈婉儿写的，三卷，九章。第一章讲“女子为何要读书”——她写道：“女子不读书，则耳目闭塞，如行暗夜，难辨东西；女子读书，则心明眼亮，如秉烛夜行，路自通达。”第二章讲“如何办女子学堂”——选址、招生、课程设置、师资来源、经费筹措，每一条都写得具体，像一份办学手册。第三章讲“女子读书的益处”——她写道：“一女子读书，则一家明理；百女子读书，则一邑开化；万女子读书，则天下有望。”

    林远趁着陈婉儿去学堂的时候偷偷看了一卷，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不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是写得比他想象的好太多。条理清晰，论据扎实，例证生动，连引经据典都恰到好处，不像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的姑娘写的，像一个钻研了半辈子学问的女学者写的。

    “婉儿，你这书，写得比我写的奏折还好。”林远把书卷合上，放在桌上。

    陈婉儿脸红了，低头整理书稿。“你别瞎说。我写得不好，还得请人看看。”

    林远第二天就去了李东阳的府上。李东阳刚下朝，官袍还没换，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喝茶。听林远说完来意，他放下茶杯，接过那三卷书稿，翻开了第一页。书房里安静了半个时辰，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的鸟鸣。李东阳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在书页上慢慢划过，像是在丈量什么重要的东西。翻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把那一段反复看了两遍，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角。

    “海国公，这书，是尊夫人写的？”他的声音有点发哑。

    林远点头。“是。婉儿写了两个月，初稿刚成。她想请您看一看，给个序。”

    李东阳把书稿合上，放在桌上。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院子，沉默了好一会儿。“老夫教了一辈子书，教过皇子、教过大臣、教过翰林，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但从未想过，女子教育也能成一门学问。”他转过头，看着林远。“尊夫人比老夫通透。女子读书，不为功名，不为利禄，只为‘自明’二字。自明，则不为他人所惑；自强，则不惧世间风雨。这个道理，老夫教了四十年书才明白。”

    林远没说话。李东阳站起来，走到书桌前，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墨汁饱满，笔尖在纸上落下——“女子教育论序”。字迹端正，一笔一划，写得比平时更慢、更认真。

    一个月后，《女子教育论》刻印发行了。不是那种随便找个小书坊一印了事的发行，是林远花了二百两银子找京城最大的刻书坊“文翰堂”印的。文翰堂的老板姓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副铜框老花镜，手指因为常年握刻刀而变形，但刻出来的字横平竖直，像用尺子比着划的。他翻了一遍书稿，推了推眼镜，看着林远。“海国公，这书是谁写的？”

    “我夫人。”

    陈老头愣了一下，又翻了几页，然后点了点头。“这书印出来，卖得出去。”林远问他为什么，他说：“写的都是实在话，不是空谈。实在话，有人看。”第一批印了五百本，用最好的纸，最稳的墨，装订得整整齐齐。印出来的那天，陈婉儿捧着一本新书，翻来覆去地看，手指在封面上来回摸，眼眶红红的。封面上“女子教育论”五个字是李东阳题的，字迹方正浑厚，下方落款“李东阳序”。她在廊下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把书贴在胸口，久久没放下来。林远站在书房门口看着她，没打扰她。

    书卖得比林远预想的快。第一批五百本，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买的人五花八门——有办学的人，买回去当教材；有母亲，买回去给女儿看；有读书人，买回去好奇“女人写的书是什么样”；还有官员，买回去放在书房里装点门面，但翻了几页就被内容吸引了。文翰堂的陈老头又加印了五百本，这次还没印完就有人预定了。京城各大书店的柜台上，一本淡蓝色封面的小册子被摆在显眼的位置。隔壁还摆着几本“传统女诫”，厚厚一摞，积了一层灰，无人问津。

    消息传到宫里，张皇后把陈婉儿召进宫，拉着她的手说：“海国公夫人，你那本书，哀家看了。写得好。”她从御案上拿起一本《女子教育论》，封面上还有她亲手夹的书签。“特别是第三章，‘一女子读书，则一家明理’。哀家深以为然。女子读书，不为取悦他人，不为攀附权贵，只为明理自强。”陈婉儿的眼眶红了。“娘娘过奖了。”

    张皇后笑了。“以后学堂有什么事，尽管跟哀家说。”陈婉儿点头。

    林远买了十本《女子教育论》，一本送给王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