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刚过，广州城里的年味还没散尽，码头上已经有人开始干活了。船厂那边从初八就动了工，余师傅带着二十几个工匠在船台上忙了整整一个正月。林远隔天就去船厂蹲一会儿，不催工，不指手画脚，就是蹲在船台旁边的旧木料堆上，面朝那艘正在舾装的船，看一会儿就回去。

    到了正月末，船台上的船终于完工了。

    那天早上，林远蹲在船台下方仰头看船身的时候，脖子仰到了一个几乎拉直的角度。龙骨长十二丈，甲板宽三丈六尺，主桅高八丈，船首雕着一颗龙头——龙嘴微张，龙眼嵌了两枚打磨过的黑曜石，在晨光中泛着一层暗沉的亮色。船尾横板上刻着“大明号”三个字，字是林海用炭笔打了稿、工匠用刻刀凿的，笔画深有半指，边缘处被细砂纸反复磨过之后形成了一层圆润的旧色。船身刷的是深灰色的漆，从船首到船尾的漆面均匀，没有刷痕，像是被同一只手用同一把刷子从船头刷到船尾之后自然干燥形成的。

    余师傅蹲在船台边沿，手里握着一把铜尺，正在量最后一遍龙骨与船台的接触面。他从船首量到船尾，又从船尾量回船首，每量一段就停下来用手指沿着滑轨上的油脂抹一下，确认涂层厚度均匀。他量完之后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轻响，然后侧过头朝林远的方向说了一句：“国公爷，滑轨上的油脂涂均匀了。船台承重架也重新检查过一遍，中间那两根加过楔子，下水的时候不会卡。”

    下水的时间定在午前巳时。码头上的工人们从前一天就开始清场了，把堆在船台周围的木料和铁件搬到远处，在船台两侧留出了两条约莫两丈宽的通道，通道地面被碎石和石灰混合物填平夯实，边缘处被夯得平整，没有裂缝和松动。岸上站满了人——船厂的工匠，码头的脚夫，专门从城西跑过来看热闹的半大孩子，还有几个蹲在货栈屋顶上的年轻伙计。有人手里攥着啃了一半的烧饼，有人端着茶碗，有人站在栈桥末端伸着脖子往船台方向看。

    沈万山站在船台东侧的空地上。他拄着那根黑檀木拐杖——新的那根，握柄处被反复握持过之后形成了一层均匀的包浆——穿着一件深褐色的长袍，领口露出一截素白的中衣边沿。他的头发比过年之前更白了一些，但精神头比之前更足了，站在空地上的时候腰背挺得直，不像之前那种需要把重心压在拐杖上的姿势。他面朝船台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然后侧过头朝林远的方向说了一句，声音不高但尾音落在午前的日光中：“这艘船比南海二号长了一截。下水的时候船尾会先入水，船首离台之后还要再往前滑一段。你站在船头上，脚底要踩稳。”

    林远站在船头甲板上。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陈婉儿去年改过的那件，袖口比之前短了一寸，露出一截干净的手腕。他的左胸内袋里装着那枚玉米别针、秘鲁商站的地契副本和系统更新的贸易网络图。他手里拿着一根细麻绳，麻绳另一端系着一瓶陈婉儿酿的桂花酒。酒瓶是粗瓷的，瓶身上用炭笔画了一个极小的圆圈，圆圈旁边写了一个“广”字——那是陈婉儿在瓶身上做的标记，说是下水的时候摔了好认方向。他把酒瓶举起来看了一眼，瓶内的酒液在午前的日光中泛着一层浅金色的光泽，桂花花瓣沉在瓶底，边缘处被酒液泡得微微舒展。

    陈婉儿站在岸上的人群前面。她今天穿着一件深青色的褙子，领口露出一截素白的中衣边沿，发髻绾得利落，用那根素银簪子别着，鬓角的碎发被午前的日光晒出了一层持续的暖色轮廓。她的怀里抱着林洋——林洋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小褂，袖口卷了两道，露出一截被算盘珠子染得发灰的细瘦手腕。他的膝盖上搁着那把算盘——余师傅用银白色石头的边角料打磨的那把，珠子沉甸甸的，在午前的日光中泛着一层暗哑的金属光泽。他的手指在算盘珠子上持续拨动，每拨完一组数字就停一息，像是在用那个停顿确认上一组数字的结果。

    林海站在人群侧面。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短外套，袖口比他的手臂短了一截，但这次他没有卷袖口，就那么让手腕露出一大截。他的胸前口袋里装着阿留申铜矿的测绘图和一份完整的太平洋北线航路记录，纸张的边缘从口袋边沿支棱出来，在午前的日光中泛着一层被反复折叠后形成的旧色。他的身量比去年又窜了半寸，站在人群里的时候肩膀的宽度比旁边的人宽出一截，下巴上的茸毛比过年之前更密了一些。

    林澜站在陈婉儿旁边。她穿着一件浅碧色的短袄，独辫子搭在肩头，辫梢绑着那枚黑曜石片和一颗彩色玻璃珠。她手里握着一截炭笔，膝盖上摊着一块木板——比之前那幅对比海图小了一圈，板面上用炭笔画着一幅大明号下水仪式的简图：船台、滑轨、船身、人群，每一个元素都被标注了位置和方向。她在船台和船身之间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旁边写了一行小字：“1495年春，大明号下水。”

    毛球蹲在船台东侧的木料堆上。它的位置在船台与栈桥之间的空地上方，前爪并排按在木料堆最上层那根横梁的侧面，尾巴沿着横梁表面垂下来，尾尖在午